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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 DATA 異地吾鄉：猶太人與中國
English Title: Israel and China: From the Tang Dynasty to Silicon Wadi
(異地吾鄉：猶太人與中國)
Author: 馬克•奧尼爾 / Mark O'Neill
Translator: 程翰
ISBN: 9789620442964
Language: Chinese
Publisher: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01/29/2018)
以哈戰爭一周年的總括（香港篇）
以哈戰爭的交戰方主要是包圍和恐襲以色列的加沙（哈馬斯），黎巴嫩（真主黨），胡塞運動（也門）等中東恐怖主義組織（還包括其他在舒利亞及伊拉克展開作戰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恐怖組織）以及操縱這些代理人的伊朗恐怖主義神權政治。重點是，這不是種族或宗教之爭，而是民主主義（反恐）與恐怖主義（神權政治專制主義）的戰爭。以色列國內有約兩百萬持有以色列公民權的所謂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因此，所謂種族滅絕或種族清洗或宗教清洗等支持恐怖主義勢力的媒體及其煽動者的指控都根本站不住腳。在不同種族和宗教之間平等享受公民權之下不構成基於種族歧視的所謂種族清洗或排除異教的所謂宗教清洗。甚至，以色列民主最先進的地方之一是，內閣的實際任期是每個禮拜履新的，而非三年或五年。在每個禮拜，以色列內閣是受國會監督和嚴格審核而履新的，換言之，以色列民主是若發現不適宜，每個禮拜就可換內閣的。這是對政府最嚴格的民主制度要求。當然，只懂得在政治上投機取巧，只轉播國際新聞的香港媒體根本不報導這點給公眾知悉的。香港媒體的報導方式是，就國際新聞而言，它的魔鬼在其片面的報導方式（貼標籤，斷章取義，移花接木，以偏概全，一竿子打翻一船人；轉播和引述）；就包括社論在內的評論或評論性報導節目而言，則是純然的一面倒。甚至，國際新聞的取態和各評論的取態有時不一致。社內不一致的現象也體現其兩面人的性質以及不專業的狀況。主要是由反猶太主義媒體，東方日報，香港01等最為代表的為廣告主博取最大流量的激進民粹主義，這難免與本港特色的族內外歧視有關。即使激進民粹主義利用所謂基層議題批判政府，但也不能搞錯的是，它服務的階級性質仍是資本階級的。那麼，對他們而言，在以哈戰爭（所謂以巴衝突）上，採取反猶太是它們生態的必然結局。這足以顯示一個社會的政治和傳媒水平是不能超過其民度的。差不多一百年前，所謂文化水平，當今最適切的最佳同義詞則是民度。簡言之，當面對以哈戰爭議題時，香港的傳媒土壤顯著不佳。本文是基於這個社會窘境下分析和總結以哈戰爭在中港的情形。為此，馬克•奧尼爾的《異地吾鄉：猶太人與中國》（2018年中文版）是個很好的材料。
以哈戰爭在本港的脈絡中，就具有其特殊性的政治意義。不過，一般完全漠視了藉此探索和回顧以中關係史，以港關係史和猶太人歷史。而只看到中文媒體連日播放給漢族群組的哈馬斯一方允許的人盾（平民）遇難的鏡頭而已。加上，也只聽到用以抹黑以色列防衛行動的激進偏激字眼/標籤，如‘種族滅絕’‘種族清洗’‘種族隔離’‘集體懲罰’‘無差別襲擊’‘殺戮’‘暴行’‘（大）屠殺’‘戰爭罪’‘人道危機’‘侵略者’‘侵略’‘佔據’‘種族主義’‘霸權主義’‘（新）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等而已。進一步，本港媒體中不少煽動者將猶太教（只為維持猶太民族身分的族內宗教；惡劣的煽動者將之鄙視稱為部落神的宗教），猶太人和猶太復國主義/錫安主義（是猶太人應對19世紀中葉後主要在歐洲掀起的反猶太主義浪潮的反命題，即在四千年的原居地猶地亞-撒瑪利亞等後來被古羅馬改名為巴勒斯坦的土地上建立全球猶太人的避難所，猶太國家）都跟以色列正對立的神權政治和納粹主義等同起來。將受害者描述成危害者。本港劣質煽動份子，偽學者們搞了黑白顛倒，正邪錯配。在它們眼裡，摩西解放猶太奴隸也被視為對迦南之地的殖民主義。而根本看不到以色列一方的受害情況和證供，一律漠視伊朗代理人的恐怖主義（包括人盾問題和罪責），整個來龍去脈，背景，前線的實況以及關鍵細節等。於是，香港媒體及整個中文媒體專門掩飾和美化哈馬斯恐怖主義一方的片面/偏向報導反映了主宰本地媒體的華人主持者，華人統治階級的政治偏見。本港煽動的主要對象是華人。這完全是本港媒體在俄烏戰爭上，針對俄羅斯一方的偏激報導的模式一模一樣，是屬一樣的政治操作。結局，以哈戰爭的「新聞報導」和評論都淪為了挺所謂巴勒斯坦恐怖主義一方的政宣。這就是真正的國家安全風險所在。解決方法，其實很簡單，如實全面報導雙方的情形和主張，尤其是追蹤前線正在發生的事情和情形，以給予公眾全面理解和正確判斷有關議題的優質資訊。為何政宣和煽動較容易得逞？是因為群眾只接收片面的報導，甚至不實的資訊，群眾無法得知和掌握前線真正在發生的事情和狀況。這就是我追蹤俄烏戰爭和以哈戰爭情形得來的法則。此外，目前，全球傳媒和社運供應鏈引發歇斯底里和仇恨的統一機制正在通過俄烏戰爭和以哈戰爭擴大其網絡和威力之後，最終將會全面轉向中國。可惜，特別就日本和以色列議題上，中國仍積極參與其中的。在此，媒體或媒體界應該被視為全球媒體（包括社交媒體在內的）和社運的供應鏈整體，不管經歷什麼個別事件的報導，它一直都是一樣的主體。問題是它本身淪為了引發歇斯底里和仇恨的意識形態（政治）工具。換言之，暴民或暴民主義不是自然產生的，而總是由統治階級所創造的。本港有沒有擺脫這樣的機制？並沒有，是因為全球有國安法的諸多國家媒體都在參與。這只要看俄烏戰爭和以哈戰爭的報導，就明白。有沒有國安法制都沒能抑制和改變這個輕易博取流量於歇斯底里和仇恨的傳媒生態和其傳媒-社運連結的全球供應鏈。那麼，真實情況是，伊朗（什葉派）操縱的代理人，哈馬斯（遜尼派，視穆罕默德的四代繼承者為正統），真主黨（什葉派，只承認穆罕默德的女婿阿里視為正統）以及胡塞運動/胡希運動（什葉派）等恐怖主義組織是真正的反猶太主義，並與納粹主義一樣，針對猶太人正在進行種族清洗。他們的最終目的是以原本PLO巴解組織提出來的階段式計畫（The Phased Plan）來得逞消滅以色列並佔據整個猶太人原居民的土地。記得，猶太人才是原居民，而非殖民者。
為何反猶太主義和反猶太復國主義是一致的？是因為猶太復國主義是對反猶太主義的反命題。當猶太人面對19世紀到20世紀的歐洲反猶太主義的崛起和迫害，而建立的國家就是以色列。以色列也就是猶太復國主義的結晶/實踐，也就是全球猶太人的避難所（其重大民族利益所在）。換言之，反以色列，反猶太復國主義必定是反猶太的。把此兩者分開正是反猶太主義勢力的典型政宣。
所謂兩國方案（港媒和官媒漠視的聯合國大會181號決議）是在1947年-1948年，以色列方同意，但阿拉伯世界早就全面拒絕而屢次侵略以色列的，但巴解組織後來提出來，從1974年被以色列拒絕的《巴勒斯坦問題的和平處置》（主要是推翻侵略者阿拉伯世界全面被以色列打敗的1948年獨立戰爭，1967年六日戰爭及1973年贖罪日戰爭的結果，也都是阿拉伯世界集體侵略以色列的戰爭。真正的侵略者則是阿拉伯世界）起，中方也秉持的兩國方案本身已變質了，基於以色列的國家安全考量，而已被以色列國會拒絕了。這主要是2023年10月7日的哈馬斯恐襲以色列所致。但其歷史背景是，美國柯林頓和歐巴馬政權逼迫以色利接受的‘以土地換和平’的錯誤政策都以引來所謂巴勒斯坦恐怖主義勢力更多的恐襲來告終，著名的例子是1993年的奧斯陸協議。是的，這是反恐與恐怖之間的戰爭。於是，東方日報的賣文煽動份子只提及巴解組織詭計的《巴勒斯坦問題的和平處置》來譴責以色列違反云云是可笑的，是因為以色列並沒有投票贊成和簽署的。同樣，以色列沒有參與和成為ICJ國際法院的成員，並該法院對以色列無效。甚至，國家主權仍是最高權威單位。而國際組織並不是世界政府，這包括偏幫哈馬斯-所謂巴勒斯坦恐怖主義一方的聯合國在內。其著名例子是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和工程處(UNRWA)參與2023年10月7日的哈馬斯恐襲以色列的事實。當恐怖組織將平民和平民設施，如住屋，醫院，難民營，學校等作為軍事設施，軍事根據地，軍事地道的出入口來實施恐襲和走私，隱藏武器時，以針對性攻擊（targeted attack）炸毀這些軍事據點是正確的（以軍在地面攻勢前炸毀高處是出於確保地面部隊的安全），也是不可避免的。先要譴責的就是哈馬斯/真主黨的恐怖主義手段（人盾）和其欲消滅以色列國的險惡目的。
此外，恐怖主義手段絕非人民戰爭論，是因為中國革命，越南革命和古巴革命都嚴格禁止了恐怖主義。若那些馬克思主義革命勢力採取了恐怖主義手段，根本不可能取得農民大眾支持而獲勝的。所謂左派必須修正的一點是，當以色列代表民主主義和反恐等進步勢力，而伊朗及其代理恐怖組織代表神權政治專制主義和恐怖主義此一大反動勢力的時候，盲撐哈馬斯-真主黨-伊朗恐怖主義是個致命的錯誤。過去蘇聯從1960年代起改採扶植中東/歐洲/亞洲左右恐怖主義組織網絡對付西方勢力時，它的戰術變化的背景是美蘇間核阻嚇，核均衡的形成。實際上，蘇聯/俄國是創立以色列國的主力。俄國猶太人則是以色列和俄國雙方相當重要的族群成分，甚至俄國目前擔心的是當以色列使用核武器的話，反猶太主義特別猖獗的歐盟就會要求結束以色列，俄國猶太人和以色列人都會由俄國接收。如此俄國關心以色列安全是因為俄國的政府高層中有不少猶太人。於是，以色列在國際舞台上的兩大靠山是美國和俄國，而非中國。
另外，從韓戰之後，美國實施制裁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而從1950年代起中國決定向阿拉伯世界靠攏，與敵對的蘇聯一樣各自扶植了中東恐怖主義勢力。其實，中蘇交惡之後也持續到蘇聯瓦解和1992年以中建交。甚至，中國仍然在外交上還是一面倒傾斜反以色列的阿拉伯世界和伊朗，軍售給伊朗。因為在二十世紀的下半，中蘇都扶植了中東恐怖主義勢力，以對付西方，換取石油和政治支持，結局全球的所謂左派都仍然盲撐中東恐怖主義勢力是錯認和錯估形勢和該勢力的階級本質，以及冷戰政治的政治後遺症（餘毒）。這必須修正。中國外交的問題正是，當它透過政經分離享受以色列的貿易，投資，軍火，科技往來之際，並沒有發揮其對阿拉伯及伊朗等恐怖主義勢力的影響力來防止恐襲。如今，以中關係是以政經分離維持著。而且，中國不但承認以色列國，也對國內不採取反猶太主義政策。這些原則性的堅持至今有效。於是，根本看不到以中斷交的危機。不過，在媒體，文宣，外交上傾斜哈馬斯恐怖主義一方（中國支持的兩國方案/兩國論也是巴解組織版本，即退到1967年前的領土，如此以色列的國家安全毫無保證）。再加上，與反猶煽動者的政宣不同，中國不認定猶太教為其公認宗教的真正理由是猶太社群不想建立華人拉比，拉比是只能由猶太人擔當的。不過，香港承認猶太教為公認的宗教之一。與哈爾濱，上海比起來，香港一直以來都是猶太社區最安全和原封不動地被保留下來的自由地方。
此外，本港煽動者利用的材料之一是，2006年聯合國中國觀察員遇難一事。但，以色列是在2006年黎巴嫩戰爭（事實與本港媒體的政宣不同，它的結果是美國給以色列施壓，並由聯合國調停的政治解決，而非真主黨軍事打敗以色列的）中事前屢次警告過轟炸，甚至不是特別針對中國人的軍事行動。更重要的是，它的事端是由所謂巴勒斯坦恐怖份子綁架以色列士兵所致。於是，這跟1999年北約轟炸南斯拉夫中國大使館事件無法相提並論。
不過，本港劣質煽動者繼續斷章取義，只強調中方死傷和曲解的戰爭結果而已。根本不提供整個歷史脈絡和關鍵細節的碎片化，模式化，程序化的政宣是相當普遍和令人乏味。他們為何不提及中國製造武器被用以恐襲以色列造成死傷的事件呢？還有，2024年9月17日和18日的黎巴嫩恐怖主義真主黨使用的傳呼機，無線設備爆炸事件至今缺乏由以色列實施的證據。但從一開始，本港煽動者和媒體搞陰謀論指控了以色列及其所謂無差別襲擊。不過，傳呼機爆炸是高度精準的針對性的襲擊，這樣死傷少過空襲。甚至，雖與防過熱的智能電子設備無法一概而論，但那些劣質煽動者們進一步將無線設備和智能電子設備混淆而散播了西方電子設備恐襲威脅的陰謀論。反知性主義到了這麽個地步。實在可笑。
▪️ （7/25/2006）有美國官員表示，以色列已經告知他們，這起轟炸是個不幸的意外。但聯合國表示，這個觀察站在被炸毀之前已經14次遭到炮火襲擊，而且聯合國駐黎巴嫩維和部隊的指揮官曾多次聯繫以色列軍官，要求他們不要轟炸這個觀察站。
聯合國駐黎巴嫩南部維和部隊(Unifil)說，以軍的一枚炸彈周二(7月25日)夜間落在了黎巴嫩南部謝莫納鎮的一個聯合國觀察站上，將該觀察站徹底炸毀。當時觀察站中有四名觀察員，分別來自奧地利、加拿大、中國和芬蘭，四人無一幸免，全部遇難。
在黎巴嫩，以色列與真主黨之間繼續戰鬥。以色列繼續空襲貝魯特，真主黨民兵則向以色列北部城市海法發射火箭。在近兩個星期的衝突中，至少有380名黎巴嫩人以及42名以色列人死亡。這場衝突起源於真主黨民兵越過邊界綁架兩名以色列士兵引起。早些時候，巴勒斯坦好戰分子也綁架了一名以色列士兵。
中國譴責以軍轟炸造成中方人員遇難（7/25/2006）Link 🔗
最後，我分析反猶太主義在中港的最新情形。
(10/13/2023) 自從哈馬斯武裝分子上個週末對以色列發動大規模突然襲擊造成一千多人死亡數千人受傷以來，中國政府從未譴責哈馬斯的恐怖主義襲擊行動，而只是不問是非曲直、不問青紅皂白地對以哈雙方各打五十大板，間接導致中國互聯網上反以色列和反猶太人的噪音上揚。中國政府中東問題特使翟雋星期四與以色列外交部負責亞太事務的副總司長哈帕茲通電話，完全沒有譴責哈馬斯的恐怖主義行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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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駐港澳總領事藍天銘（Amir Lati）寫道：「不幸的是，最近我們也目睹了中國社交媒體上反猶太主義的惡毒言論和文章的增加。 中國人和猶太人多年來一直互相欣賞，我們都是世界上兩個最古老的文明國家，為人類的福祉做出了許多貢獻，反猶太主義從來沒有在中國出現。看到中國各地社交媒體上出現這種煽動性言論，真是令人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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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長期安眠中的本港猶太社區的樂觀評估不同。對反猶主義在中國的情形評估已有了改變了。以色列駐港總領事代表的是本港猶太社區整體。從以哈戰爭爆發後，一宗反猶太刀傷襲擊案在內地發生了(10/13/2023)。而三宗香港反猶太示威集會也發生了(11/4/2023; 2/24/2024; 10/07/2024)。在政治層面，一宗所謂建制派侮辱以色列國的事件也發生了(10/03/2024)。不過，該事件（曾經受邀猶太國際學校典禮致詞的葉劉淑儀抽水，醜陋不堪的政客葉劉淑儀想當辛德勒，不過，葉劉不知國際義人是只有違抗上級命令而搶救猶太人生命的人才可獲得的，因此葉劉的低劣X發帖根本不符合這個水準）是當下隨即被優秀的以色列總領事回擊了事了。
▪️以色列外交部發佈聲明說，以色列駐中國大使館的一位工作人員星期五（2023年10月13日）在北京街頭遭到襲擊，此人目前在醫院接受治療，情況穩定。美國駐北京大使尼克·伯恩斯（Nick Burns）隨即與以色列駐華大使潘綺瑞（Irit Ben Abba）通了電話，表達對以色列駐華大使館和中國猶太人社區的全力支持。南華早報在報導中指出，中國社媒上出現的另一段視頻顯示，一名男子遭到另一名持刀男子的襲擊，肩膀和胸部被捅了好幾刀。遇襲男子隨即倒地，而襲擊者則逃離現場。視頻顯示，地上有斑斑血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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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7/2023）Hong Kong police have stepped up patrols and asked religious leaders to keep an eye out for “suspicious individuals” in response to tensions over the Israeli-Palestinian conflict, the Post has learned.“Officers have reached out to [Jewish and Muslim] community leaders in the city to inquire if they need any assistance,” a force insider s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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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2023）Muslim groups in Hong Kong have registered a strong protest with the city’s Israeli consulate, expressing their “collective pain and frustration caused by the current series of inhumane events” unfolding in the Gaza Strip. In a letter addressed to Israeli Consul General Amir Lati on Thursday, Muslim Council of Hong Kong chairman Adeel Malik said the “indiscriminate violence and aggression shown by the Israeli government and military on the innocent people of Palestine”could never be justified. Lati, meanwhile, condemned the“bloodthirsty terrorists”who launched an unprecedented attack on Israel on October 7 during a Jewish holiday, indiscriminately killing civilians and taking hostages back to Gaza, saying they had “one directive only, to spread death and murder”. “Israel, like any other country, has the sacred duty to defend its citizens. Our war is with the terrorist organisation Hamas,” he told the Post on Thursday evening.
The Israeli consul general said Hamas militants had taken more than 150 hostages to Gaza and they were not contactable, while more than 1,200 civilians, including babies and the elderly, have been killed in Israel.“We are not in a fight with the innocent people who live in the Gaza Strip. We are there to make sure the terrorist infrastructure will be completely destroyed so this will not happen again,” he s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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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student-organised talk on the Gaza humanitarian crisis at Hong Kong’s Hang Seng University has been cancelled at short notice, causing an interfaith group to express concerns over freedom of speech on city campuses. The event, titled “Gaza Humanitarian Crisis – Save the Children of Gaza,” was organized by student group EM-Power, who said they had hoped to raise awareness over the crisis and tell people of the conflict’s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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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之聲中文網）全球多個城市在週末出現示威要求以哈停火，香港也有小規模請願，聲援巴勒斯坦人。自稱為「一眾推動反戰的香港人」的組織「反戰動員」6名成員於週六（2023年11月4日）到以色列駐港總領事館樓下，默站3分鐘悼念和宣讀聲明，「譴責以色列政府屠殺巴勒斯坦人」，要求立即停火和反對美國軍事介入。獨立媒體報導，現場有少量便裝港警戒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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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媒體報導，2022年2月24日，俄羅斯以「特別軍事行動」為名入侵烏克蘭，今日是戰爭全面爆發兩周年，至今無法估計傷亡人數。Facebook 專頁「反戰動員 HK Anti-war Mobilization」一眾成員今午到銅鑼灣崇光百貨門外默哀兩分鐘，宣讀反戰聲明，他們亦同時要求以色列立即停火、從加沙撤軍。期間有兩名外籍市民上前爭論，指哈馬斯仍脅持逾百名以色列人質，最終在警員勸喻下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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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7月26日動漫節開幕首日，本台記者曾在會場直播訪問3名德軍扮演者，訪問尾聲因向對方舉起不當手勢引發迴響及公眾疑慮；香港猶太大屠殺及寬容中心日前就有關行為作出強烈譴責。香港前記協主席、本台多媒體製作主任陳朗昇今日（1日）表示，昨日已到以色列駐港總領事館交代事件，領事相信事件不涉及種族仇恨，但認為是有關犯錯同事對歷史無知結果，冀日後透過工作坊加強有關同事對有關歷史議題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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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5/2024) Some groups in Hong Kong said the authorities were supportive of their organising efforts. Mohammed Adnan, founder of United Front for Palestine, Hong Kong said that he had received a call from a police community liaison officer after the events of October 7, asking whether the group was planning any activities. When they met, he was even offered a venue for a press conference held by the group.“They were surprisingly very supportive,” he said of the offi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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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0月3日，中東緊張局勢升級，以色列繼續同巴勒斯坦激進組織哈馬斯、黎巴嫩真主黨交戰，伊朗亦大規模導彈攻擊以色列，作為對於真主黨領袖納斯魯拉遇害既報復。不時評論國際事務的行政會議召集人、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於社交平台X轉發一篇《時代》雜誌有關以色列人的報道，以英文稱「以色列或贏了對哈馬斯和真主黨的戰鬥，但卻輸掉了國家。任何想要一個安全地方養大孩子和生活的以色列人都可以考慮香港。你們可在我們的城市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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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誌社報導，2024年10月7日是哈馬斯槍走在以色列南部發動突襲，殺死 1200 人，擄走逾 200 名人質事件一周年。以色列其後對巴勒斯坦發動空襲及地面攻擊，一年來，超過 41, 700 巴勒斯坦人死亡、近 200 萬人流離失所。「一群香港反戰市民」，今（6日）午在銅鑼灣崇光百貨附近默站行動，展示「這不是戰爭，這是屠殺」等標語，抗議以色列政府殘害巴勒斯坦人民，要求以色列立即停火，呼籲世界各國盡最大努力爭取和平。
圖輯｜以色列人質事件一周年前夕香港反戰市民銅鑼灣默站 Link 🔗
市民默站銅鑼灣崇光，抗議以色列屠殺巴勒斯坦人民 ！Link 🔗
註釋：2023年2月19日，《鏗鏘集》前編導蔡玉玲和資深港聞採訪主任雷子樂宣佈成立新媒體《集誌社》。
🔻 結論
一，2023年10月13日在北京發生的反猶襲擊事件是與2024年9月18日在深圳日本人學校發生的襲擊案一樣都屬於孤狼式本土恐怖主義襲擊案件。不過，官方避免了把它如實地歸類於本土恐襲案。犯案者都是持刀在相關機構附近埋伏和無差別襲擊有關種族人士的男生。甚至都是中國官方媒體和中文媒體煽動種族仇恨的新聞作風的惡果。反猶太和反日本的華人種族主義仇恨過熱的結局都導致了襲擊事件。不過，中國媒體藉以以哈戰爭散播的反猶太主義繼續，何況傳統的反日政宣和教育。至今仍無法排除個別孤狼式本土恐襲案的發生，是因為北京政府和港府都並沒有抑制境內的相關偏激報導。
二，總共三宗香港發生的反猶示威(11/4/2023; 2/24/2024; 10/07/2024)都不但是未經警務處許可的非法集會，也稱不上群眾示威。與群眾示威正相反，那三宗都是一樣的六名挺哈馬斯恐怖主義的煽動者自己出來搞閃電式非法集會的。配合報導的媒體是DW，獨立媒體和集誌社等反對派陣營的媒體。這三宗證實的是美化和掩飾伊朗恐怖主義勢力的政宣和媒體報導都無法獲得群眾，而迫使煽動者自己出來搞示威而已。因此，這些都不算群眾示威。在香港，反猶太主義仍然不成颱風。
三，本港最寶貴的，也是最成功的政策是宗教政策。其精華是不同宗教之間的平和秩序，和平共存。與以哈戰爭關聯的政宣和示威圖謀在本港社會的歷史脈絡中，具有特別意義。那就是針對其完美的，去政治化的不同宗教之間的平和秩序的挑戰。因此，煽動恐會導致和觸及不同種族社區和不同宗教的矛盾。這足以讓社會及其改革進程停滯不前，相當有利於既得利益勢力的政治目的。不過，代表穆斯林社區的香港穆斯林委員會Adeel Malik的信（10/31/2023）是中立和理性的。他不但公開譴責了哈馬斯恐怖主義暴行，也緩和了穆斯林社區內部挺巴勒斯坦的政治壓力。甚至，秉持了去政治化本港不同宗教/族群關係的基本秩序。這是從以哈戰爭爆發以來本港應對危機的最美麗的例子，體現了真正高人一等的政治水準。只要穆斯林社區和猶太社區始終能夠堅持去政治化的和平共處路線，任何無必要的矛盾都不會發生。不過，這不意味著不會去阻止本港所謂巴勒斯坦組織和華人挺哈馬斯恐怖主義勢力的小圈子搞出事端。
本港在以哈戰爭議題上始終最要保護的是已在港英時期建立好的穆斯林社區和猶太社區之間的平和秩序，不同宗教之間去政治化的共處狀態。那些挺伊朗恐怖主義勢力的華人媒體和華人煽動者實際上不斷挑釁和破壞的就是這個。
從古到今，以中關係概況
▪️2016年2月，開封市一共有19位中國人完成「還鄉」（希伯來語「Aliyah」），即旅居外國的猶太人終返回以色列祖家之旅。（p. 6）
▪️前提是： 必須先通過國家拉比院（Chief Rabbinate）認可的歸宗程序，才算是官方認可的猶太人和以色列公民。他們的祖先在中國唐朝（618年-907年）時代來到中土，尋找商機。當時的中國，是世界上最富庶，最先進的國家。到了19世紀初，開封最後一位拉比仙逝後，猶太社群沒有再安排替補人選，開封猶太會堂就漸成為堪羅雀的一堆磚頭。 相隔多個世紀，自1840年代起，中國迎來新一批猶太移民。他們跟隨西方殖民列強（主要是英國）的堅船利炮而來。逼迫滿清政府割讓香港，開放東部沿海多個通商口岸。（p.7）
▪️香港，上海，天津和其他通商口岸的新來者建立起類似在歐洲建立的社區；他們興建猶太會堂，學校，公墓和社會機構；請來拉比，帶領他們的宗教生活；在族內找婚姻對象；與當地中國人的互動少之又少。在華猶太人以塞法迪為主。他們源自巴格達，後來移居當時還是英國殖民地的印度，散居那裡的不同城市。自19世紀起，另一猶太社群，來自俄羅斯的阿什肯納茲猶太人，抵達中國。這次是東北滿州地區。他們的活動，有助哈爾濱發展成一個國際都會。到了1920年代，那裡的猶太社群規模達到歷史高峰的2.5萬人。第三個來到中國的現代猶太社群，是從納粹統治下的歐洲逃出來的難民。他們自1930年代中開始，陸續東來，到1941年6月德國進犯蘇聯，切斷猶太人最後的逃亡路徑前夕，已經達到三萬人。當世界上大部分國家對猶太人閉上大門時，上海卻為他們提供避難所。不少人透過中國，日本（或許還包括滿洲國）一些駐外官員違反上級禁令所簽發的簽證，得以避秦東來。由于管理上海公共租界的外國官員放行，難民就得以進入租界。中華民國政府和（入侵的）日本帝國政府都歡迎猶太人到來。雙方都畫出專門區域，讓猶太人安頓，發展。自1941年起，佔領上海的日本人拒絕配合納粹盟友執行「最終方案」的要求。 1941年12月至1945年8月，日本佔領上海公共租界期間，以擁有「敵國」（盟軍國家）護照為由，扣留了在華猶太人（而不是因為他們的猶太種族身分）。1937年至1945年間的太平洋戰爭，奪去了無數軍民性命。但由於猶太人不是殺戮目標，大部分都活下來。（p.9）
▪️二戰結束之後的十年，幾乎所有在華猶太人（包括逃難而來的旅居已久的）都紛紛離開中國。他們是被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內戰的砲火，讓人窒息的通脹，以及1949年奪取政權後新中國政府所推行的政策（私有企業國有化，用懷疑的敵意眼光看待外國人等）所嚇跑起跑的。離去的猶太人選擇移居美國，澳洲，加拿大，南非，以及1948年5月成立，讓所有猶太人得以「還鄉」的新國家以色列，只有少數猶太人回到俄羅斯或者其他他們所來自的歐洲國家。有為數更少的猶太人決定留在中國，為那個追求共產主義理想的新國家奉獻一生。唯一例外，就是屬於英國殖民地，不受內地政權變色波及的香港：那裡的猶太社群仍如1841年建立殖民地以來，做自己的生意，過自己的宗教和社會生活。
▪️[1978年以後] 猶太社區重新建立。首先在北京，繼而在上海，並隨經濟發展的步伐而遍及其他城市。這些猶太社群一旦達到一定規模，就會延聘拉比，帶領其宗教和社會生活的重建，就如在他們所來自的國家生活那般。 據估計，到了今天，內地已有約一萬名猶太人，另有五千至六千人居於香港。新中國並不承認猶太教為「認可宗教」，故仍未歸還猶太社群於1949年前一直使用的會堂，但容許他們過自己的宗教和社會生活。政府眼睛時刻盯著他們的一舉一動，發現他們與基督徒或伊斯蘭教徒不同：他們從不向本地華人傳教。當地社會（無論是官員或公眾）沒有反猶太情緒，沒有反猶活動。(p.10)
▪️以色列成立未幾，就希望與新中國（當時尚未取得聯合國成員國資格）建立外交關係。但一等就等了42年，一直到1992年1月。以色列才與中華人民共和國（1971年取代「中華民國」得到成員國資格，並同時取代其「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地位）正式建交。為什麼那麼久？因為毛澤東選擇「革命的」阿拉伯穆斯林國家在同一陣線。北京把以色列形容為「錫安主義實體」（「錫安主義」也稱為「猶太復國主義」），「帝國主義侵略的工具」。
▪️1979年1月的中越戰爭，讓中國明白解放軍武器的落後，於是向外求索，終於找到了以色列幫忙，更新自己的軍火庫。從此，中以雙邊貿易的大門打開了。不過，這貿易必須在台底下進行，因為檯面上，北京一貫支持阿拉伯世界對抗以色列的事業。跟以色列做生意與上述立場相違背；再者，蘇聯是阿拉伯世界的最大支持者，考慮與以色列建交，不得不投鼠忌器。1990年代初，蘇聯帝國分崩離析之後，中以建交一事就變得簡單多了。（p.11）
▪️1992年以後，中以關係的發展道路讓世人瞠目結舌。2016年，中國成為以色列最大外來投資國之一。以色列數以千計高科技初創企業需要大量資金，但商業風險高，中國的投資是這些風險資金的主要來源之一。中國成為以色列全球第三大，亞洲最大貿易夥伴；中國建築企業在以色列興建大型基建項目，其他中資公司購買了不少以國企業。可是，以色列國內並非一面倒歡迎來自中國的資金。有批評說，對大部分以色列企業而言，中國市場並未對應地向以色列開放；有人懷疑聽命於中國政府的中國企業到以國潛在敵國出售以國最寶貴的資產，高科技。別忘了北京選擇與諸如伊朗，敘利亞，也門等痛恨以色列的國家建立緊密的外交關係並未為以色列帶來和平回報。在化解中東地區衝突一事上，北京並未扮演積極角色，也未運用其對伊朗等阿拉伯國家的強大影響力，斡旋出一個和平共處的安排。(p.12)
以中近代交流史概況
▪️1866年2月，漢名叫「丁韙良」的美國傳教士W. A. P. Martin到訪開封，找到了破敗不堪的猶太會堂，又在一個溝渠中發現會堂的一塊碑石。被指為猶太人的八個家庭中，六個和中國漢人通婚，兩個與回族穆斯林合組家庭。傳教士 們的結論是：來到他們這個年代，開封猶太人已既不會聽，說希伯來語，又不會讀，寫希伯來文；已沒有進行猶太教的禮拜儀式。更重要的是：通過文化上被同化以及當地人通婚，開封猶太人已失去了猶太人的特質。傳教士們希望重燃這些本是猶太人的同胞對《聖經》的興趣，進而向他們推介《新約》。可是，開封猶太人對此無動於衷。無論如何，他們驚嘆以色列的兒女能把民族的種子遷播至遠離聖地（Holyland）的這個中國城市。另一方面，雖然開封猶太人已不再奉行他們祖輩的宗教儀式，他們也深知自己的種族背景。令他們始終有別於比鄰而居的中國人。 1900年3月，44名上海猶太人向開封猶太人寄出一封信，一方面權責他們背棄了猶太傳統，另一方面向他們伸出恢復傳統的援手。接著，雙方互通信息，甚至進行互訪。但基於自身財力上的掣肘，上海猶太社群無法籌措重建開封猶太會堂所需資金。統治了中華大地逾260年的大清皇朝在1911年被一夜推翻，取而代之的，是新生的中華民國。翌年，新政府與開封七個猶太家族簽訂有關興建一座猶太會堂所涉土地的協議；再過一年，七個家族無法出示任何足以清楚交代他們家族史的書面資料。他們只能憑記憶口述所知道的片段。(pp.22-23)
▪️哈爾濱【滿洲語】：滿洲的猶太人首都
19世紀末，遷移到華北的猶太人主要聚居於黑龍江省府，距俄羅斯邊境340公里的哈爾濱。首批俄裔猶太人（俄猶）於1894年來到中國，到1920年代，俄猶社群人數達到高峰的約2.5萬人。猶太人開工廠，銀行，旅館，商店和國際貿易行；他蓋猶太會堂（synagogues）學校，醫院，音樂學院。又開闊了一處猶太墳場。到1958年，墳場已有近3,200口墳。2006年至2009年出任以色列總理的Ehud Olmert （官譯：奧爾默特）。其祖父母即下葬於此；他雙親在哈爾濱長大，至1930年才移居以色列土地。這個猶太社群最後一位成員於1985年離世。(p.35)
▪️根據中東鐵路1913年一份統計報告顯示，哈爾濱有人口約6.9萬人，其中約3.4萬人為俄羅斯人，較華人（約2.4萬）和猶太人（約5,000人）為多。總人口中，包含了53種民族，合共操45種不同的語言。除排首位的俄羅斯語和排第二位的中國各地方方言外，哈市人使用較多的民族語言有波蘭語和意第緒語（Yiddish，使用此預言者大部分是猶太人）。哈市人口中，僅11.5%是土生土長；1909年，40名市議會議員中，有12位是猶太人。（p.37）
▪️更重要的是，中國不但沒有反猶太的傳統，甚至頗善待猶太人。英國政府在1917年頒布《貝爾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之後，僅一年，中國就表示支持猶太人建立自己的家園。1918年12月，中國外交部次長陳籙在一封致上上海猶太人領袖之一的Elly Kadoorie （官譯：埃利•嘉道理）的信函中說，一如英國，中國政府支持猶太人在巴勒斯坦立國。（p.48）
▪️1929年以後，哈爾濱誕生了「貝塔」（Betar）的一個分支。貝塔是一個錫安主義青年組織，由俄國猶太人Vladimir Jabotinsky於1932年在拉脫維亞首都里加（Riga）成立。（p.59）
▪️日本的「河豚計畫」（1934年）：民事，軍事專家相信，日本應該好好利用歐洲猶太人大舉走他鄉這大潮，把他們安置在滿洲。這些移民將帶他們的資金，技能和技術，開墾滿洲這塊處女地。猶太移民可以享受在歐洲已被剝奪的擇業，宗教，教育等自由。官方文件提到過安置規模，是數以萬計的。構想「河豚計畫」的人，特工安江仙弘同時希望贏得美國有財有勢的猶太社群的掌聲。並且藉此爭取他們在財務上支持該計畫，進而緩解對日本人的敵視；他們更想贏得美國政府對日本政府的好感，對他們侵華的事實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猶太人Jacob Henry Schiff是在倫敦的英國銀行家們生怕得罪強國俄羅斯而拒絕貸款予日本後，他向日本伸出援手的。作為一個猶太人，他把數以百計猶太人死於大屠殺的悲劇歸罪於沙皇政權。Schiff分別於1905年和1907年獲日皇明治在皇宮親手頒發榮譽，是獲此殊榮的第一人。對日本人而言，這筆貸款足證猶太資金的威力，以及猶太人接納日本作為國際政治中一個重要夥伴。一如中國，日本也是世界其中一個最早表態支持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國的國家。1918年12月，日本政府向「上海錫安主義協會」發送信息，表明其「高興知道錫安主義者萌生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民族的家園。日本將為你們實現『復國主義』的理想，給予精神上的支持。」（p.61）
▪️猶太社團領導人Abraham Kaufman: 1938年3月，約2萬名猶太人為規避納粹的迫害，輾轉逃抵西伯利亞鐵路蘇聯-滿洲邊界，位於蘇聯一方的Otpol站，但滿洲政府拒絕讓他們入境。考夫曼（Abraham Kaufman）醫生往訪樋口季一郎，日本皇居一名少將，駐哈爾濱特別職務部門的主管，要求他准許猶太人入境。樋口季一郎與安江仙弘有著近似的經歷：操流利俄語；曾在波蘭擔任軍事參贊，曾經遊歷德國，掌握歐洲時局。他推翻了滿洲國政府的決定，安排13列，每列12節的火車，把猶太人送抵蘇聯-滿洲邊境的另一方。又安排下屬協助猶太人在哈爾濱，上海，甚至海外安頓。（p.63）
▪️日本外務省官方網頁載有有關該次1938年會議的文字紀錄：「最高決策當局12月6日有關國家政策的會議上，釐定了戰前對猶太政策的指引。盡管當時其盟友德國正迫害猶太人，該指引都仍清楚列明對待猶太人，應和對待其他外國人一樣。12月7日，外相把指引發給主要的使館。」
▪️在1939年9月，德國和蘇聯入侵波蘭；1940年7，8月，蘇聯先後吞併波羅的海（Baltic Sea）3國；1940年9月27日，日本在德國柏林與義大利和德國簽訂《三國同盟條約》（Tripartite Pact）。日本從此與納粹法西斯走得更近。翌日，安江仙弘被撤去大連駐軍特別行動指揮官的職務，並被貶為後備軍官；原訂於當年12月舉行的第四屆FEJC（遠東猶太人議會/Far Eastern Jewish Council）取消了。1941年6月，德軍大舉進犯蘇聯，蘇聯就隨即反擊，從而掐斷了東歐猶太人逃往日本和中國的主要通道。1941年12月日本偷襲美國珍珠港，原本對來自美國猶太社群資金支持的寄望，頓成奢望。1942年初，日本內閣正式撤回其1938年12月8日的決定，「河豚計畫」從此成為歷史。（p.67）
▪️米高•嘉道理爵士（Sir Michael Kadoorie），是當年上海其中一個主要猶太家族今天的當家，說：「在上海，有不少人發了大財，機會有的是。不少人能發大財但守不住。猶太人擅於把握商機。上海是世界最大的城市，有『東方的巴黎』之稱。每天都有窮人湧進這個城市；每天早上都有人清理昨天死去的人的屍體。」上海的猶太「原居民」是來自伊拉克巴格達的塞法迪猶太人（Sephardic Jews）。他們之後的「新移民」也大多是塞法迪猶太人，即主要來自伊拉克其他地區，伊朗和印度，當中不少持有英國國籍。他們是一個聯繫緊密的社群，向有需要的新來者提供援助和福利。其次就是主要通過哈爾濱流傳到上海的阿什肯納茲猶太人（Ashekenazi Jews）。不同時期遷徒而來的猶太人在這裡興建猶太會堂和學校，並向較他們晚來的同胞伸出援手。他們都支持「錫安主義」（Zionism）事業。願意籌錢幫助巴勒斯坦的學校和社區。有些乾脆回鄉巴勒斯坦。他們遊說中國政府（以及孫中山）支持猶太復國主義。為保護他們自己的生意和政治權益，他們積極參與中國的政治，而中國的政治複雜，多變，特別在1912年滿清皇朝被推翻之後。(pp.75-76)
▪️1845年，第一次鴉片戰爭過後，首批來華猶太人在上海和香港落腳（兩地對外貿易和洋商定居都持開放態度），他們則是來自巴格達的塞法迪猶太人。18世紀時，在巴格達定居的塞法迪猶太人社群人數約為5,000至6,000人，大部分可謂赤貧，富人為數極少。由於他們擅長理財，市政府常委聘猶太人擔任司庫，而這職位常落在巴格達最顯赫的猶太家族沙遜（Sassoon）頭上。但是，事情在1821年開始起變化：當時鄂圖曼（Ottoman Sultan，即鄂圖曼帝國的王）委任了一位總督，對巴格達實行管治。新總督推行反猶太主義逮捕和處決了不少猶太人。David Sassoon決定離開。他移居孟買（屬於大英帝國統治下的印度）；1832年，他選擇了英國國籍，並創立「沙遜洋行」（David Sassoon and Sons Company），向中國出口棉織品以及當時被視為能醫治多種疾病的藥品：鴉片。漸漸，沙遜成為印度其中一個最富有的家族。(p.77)
▪️潘光和王建稱，沙遜洋行是解放前上海最大的房地產公司。1941年1月，公司資產總值為8,689萬法幣（1935年以後國民政府的法定貨幣，1948年8月被金圓券代替），較其1921年時的價值（1,330萬法幣）多逾6倍。此後，直至共產黨接管時，沙遜家族仍是上海最大的房地產商，共佔地678畝，房屋面積54萬平方米，有房地產近2,000幢，分布在全市近百處地方。1864年，沙遜家族一名成員成為創辦「香港上海匯豐銀行」臨時委員會的一員。根據潘，王二人的研究，沙遜的商業王國在中國可謂足跡處處：「到19世紀晚期，其經營的鴉片，棉紗，棉布，火油，軍火等已進入華北，東北乃至西北，其分支機構和投資已遍及中國各地，沙遜洋行的中國買辦更將觸角擴展至邊遠地區。」為保護沙遜家族的商業權益，Victor與中國各方勢力 – 控制北京地區的北洋政府，盤據不同地區的軍閥，以及到1927年已經掌控全國大部分地區的國民黨政府 – 維持著緊密關係。第一次世界大戰後，Victor數度從歐洲戰場收購大批廢鐵和軍人丟棄的武器，賣給國民黨政府，以及四川，廣東和滿洲的軍閥，獲利甚豐。1927年國民黨政府成立後，急需資金修建鐵路，故在上海內外發債。Victor在倫敦和上海分別買下20萬英鎊和10萬元的債券。這是公開對新政府投下信心一票。Victor與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宋子文份屬好友，經常與宋見面。Victor Sassoon與其他猶商領袖在外國租界的政府管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大上海沙遜家族的始祖David， Kadoories （嘉道理）家族和Silas Aaron Hardoon （官譯：哈同）分別晉身管治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議會。 他們大部分持有英國國籍。(pp.82-83)
▪️嘉道理是沙遜，哈同以外，上海三大猶太家族之一。以上海煤氣公司（Shanghai Gas Company）起家，後來大舉投資上海房地產。(p.92)
猶太復國主義在中國的歷史
▪️不像定居開封的先來者。從1840年代起陸續移居上海或其他中國城市的猶太人與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猶太社群保持著緊密聯繫。在上海也好，在哈爾濱也好。猶太人熱切關注「錫安主義」（Zionism）也譯作「猶太復國主義」的發展。他們不知道能在中國住多久。1879年，「世界錫安主義者大會」（World Zionist Congress）首次大會在瑞士巴塞爾（Basel）舉行。3年之後，「巴勒斯坦建國基金會」（Palestine Foundation Fund）上海分會成立。由Elly Kadoorie （官譯：埃利•嘉道理）擔任會長。基金會籌募資金，在耶路撒冷創辦一所「希伯來大學」。大學終在1918年7月成立。比以色列國還要早30年。這是全國歷史第二悠久的大學。基金會又資助在巴勒斯坦創立「Beth Sepher 嘉道理農業大學」。1903年，另一個團體「上海錫安主義協會」（Shanghai Zionist Association，SZA）成立，由Nissim Elias Benjamin Ezra和Elly Kadoorie領導，Ezra是巴格達猶太人。1883年生於拉合爾（Lahore，當年屬於英國佔領的印度，今屬巴勒斯坦）。後來定居上海。1903年，SZA派遣代表團到瑞士巴塞爾出席「第六屆錫安主義大會」。1904年，Ezra創辦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官方報章《以色列信使報》（Israel’s Messenger），並擔任總編輯，直至他在1936年辭世。《以色列信使報》是一份英文報章，也在美國流通，是中國其中一份歷史最悠久的猶太期刊。1905年3月，SZA約有100名會員。Elly Kadoorie對該會慷慨捐助。又於1915年成為該會會長。在上海塞法迪猶太人中，不少持有英國國籍。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們支持英法聯軍。1917年11月2日，英國外務大臣Arthur James Balfour （官譯：貝爾福）發表了《貝爾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代表英國政府對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古老家園復國的事業表示支持。這對猶太復國運動是莫大的鼓舞。 Ezra利用他的報章推動錫安主義運動，並向亞洲各國政府進行遊說。他做的比自己預期的還要成功。中國，日本和泰國都表達了對該運動的支持。1918年12月14日，中國外交部次長陳籙向SZA會長Elly Kadoorie寫信說：「本國政府對於貴會之此種願望[指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國家 ]與英國政府一致之態度。」17個月後，Ezra的努力得到更進一步肯定。他收到中華民國國父孫中上的一封信：「我懷著極大興趣拜讀了您的來信和《以色列信使報》。我希望您能確信，我對這場運動-當代最偉大的運動之一-滿懷同情之心。所有愛好民主的人士，對於復興你們偉大而歷史悠久的民族，必然給予幫助和支持。這一民族對世界文明作出了如此重大的貢獻，理應在國際上贏得一個光彩的地位。」有了世界強國翹楚之一的支持，猶太人的國夢突然變得可望可即。因此，《貝爾福宣言》發表後，更多人加入了SZA。1920年，他們在巴勒斯坦創立一個猶太人安置區，並稱之為「中國猶太人安置區」（China Jewish Settlement）；翌年，第二個安置區成立，以致力復國運動得Laura Kadoorie （勞拉•嘉道理，Elly Kadoorie爵士的夫人，當時已故）命名。1922年，他們在上海組織了一次大型聚會，聆聽舉世知名的科學家愛因斯坦支持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演說。1929年，Ezra與SZA新任主席Raymond Elias Toeg太太應南京政府的邀請，參加孫中山先生的葬禮。這也顯示了猶太社區和當地政府的關係十分良好。自1920年代末始，和世界各地的猶太復國運動一樣，上海的運動加快了步伐。運動內部的最大爭論點在於應在多大程度上與控制巴勒斯坦的英國當局合作。英國殖民地事務大臣Passfield勳爵於1930年10月發布《白皮書》之後，爭論趨於激烈《白皮書》主張限制向猶太新移民出售土地，又指出，錫安主義政策對阿拉伯原居民的經濟發展造成很大破壞。由Vladimir Jabotinsky領導的「修正主義派」，號召猶太群眾強力反對英政府，甚至不惜使用暴力。由Chaim Weizmann （官譯：魏茨曼）領導的「中間派」則主張繼續與控制聖域（Holyland，即耶路撒冷）的英政府合作。1923年， Jabotinsky在拉脫維亞首都里加設立猶太復國修正主義運動的青年組織「貝塔」（Betar），向成員灌輸激進的錫安主義及提供軍事訓練。「貝塔」的上海分支於1931年成立。不到一年，會員數已增至近100人。到1936年，人數在400至500人之間，上海貝塔的創辦人 L. Kotovitch於1934年移民以色列。1932年，其成員成立「上海萬國商團」的首個猶太分支。「上海萬國商團」又稱「上海義勇隊」（Shanghai Volunteer Corps），是公共租界工部局於1853年成立的准軍事組織，以保護租界內的外國人（商團一直存在至1942年）。因此，上海貝塔是中國第一個猶太人的准軍事組織。(pp.99-102)
▪️Morris Abraham Cohen （馬坤）是國民黨當政期間旅居中國猶太人中最突出的其中一人。他成為孫中山總理和夫人的近身保鑣。(p.102)
▪️1922年，孫中山邀請馬坤到上海法租界其住處，商討修建廣州-武漢鐵路的構想。會面中，他說服孫中山聘請他為近身保鑣。他的職責包括訓練其他保鑣拳擊和格鬥，代表中國政府洽購外國軍火，以及幫孫中山組織和訓練軍隊。作為熱切的錫安主義者，馬坤運用自己對孫中山的影響力，使其對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國爭取同情的立場。孫中山在1925年3月逝世後，馬坤繼續為政府工作，包括作為中央銀行的司庫守護央行的儲備。(p.105)
▪️1966年11月，毛澤東主席發動了橫掃一切的「文化大革命」之後3個月，北京新政府正式邀請馬坤到中國，出席孫中山誕生100週年紀念儀式。馬坤是禮台上唯一一位西方人。(p.106)
▪️1945年7月，美國一次空襲誤炸猶太人居住地，造成了31名死亡，250名受傷的事故。(p.109)
▪️1937年8月至1939年8月的這24個月裡，上海是世界上少有的免簽證地區之一。這對很多來自德國，奧地利和東歐，已被納粹政權褫奪國籍，無任何身分證明的難民而言，簡直是天大喜訊。(p.111)
▪️上海猶太社區在動員救急難胞方面，動作很快。1934年，上海德國猶太社區設立「救濟基金會」；1939年8月8日，「救濟歐洲難民國際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Granting Relief to European Refugees）成立，由匈牙利猶太人Paul Komor負責。Victor Sassoon爵士獻出巨宅「河濱大樓」（Embankment House），作難民接待中心之用（中心還設有公共廚房）。其他救援機構也紛紛設立，資金來自海內外四面八方，社區也收到非猶太團體的救濟，包括上海「基督教青年會」（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YMCA）。小部分難民找到門路，前往諸如美國，澳洲和南非等第三國。但選擇此途徑，必須先找到一位保薦人和財政擔保人，這就足以把大部分人摒除諸門外。能出去的都是幸運的。他們能在遠離砲火和空襲的安全地，安然渡過戰爭，大部分初到上海的猶太人，都在毗鄰英美公共租界以北的虹口區安頓。他們聚居的地方後來被稱為「猶太貧民窟」，那裡的租金較上海其他地區便宜30%，較兩個租界平均便宜75%生活異常艱難；30至50人同住一室（有時多達200人）；要找到一份正規的工作不容易，要找到任何接近他們過去從事的工作更難上加難。為了謀生，他們送煤，修理電器，烘麵包，賣報紙。有些在虹口開設小攤小店。假使他們的財務狀況得到改善，就會搬到較理想的地方。截至1940年6月的10個月裡，2,000至3,000名難民湧至，他們主要來自德國和奧地利，也有來自波蘭，捷克，匈牙利，羅馬尼亞，以及波羅的海3國。(pp.112-113)
▪️1939年2月，中華民國立法院長孫科提出，在中國西南邊區撥出兩個地塊，用以安頓猶太難民。擬議中的地塊位於雲南省，一塊靠近緬甸，一塊靠近越南。孫院長是孫中山的長子，是中央政府掌實權之「國防最高委員會」委員之一。他說，作為猶太難民的主要收容城市，上海已難以承受當中的壓力，設立安置區可以舒緩這壓力，況且措施符合其父向受壓迫少數群體施以援手的政治理念；另一動機，是引起美國和英國公眾的同情。英美兩國擁有世界上最強的猶太社群，也是正與日本進行殊死一戰的中國最迫切爭取支持的國家；再一個動機：中國政府相信猶太人擁有可觀的經濟和人力資源。這對中國非常有用。孫科的父親曾於1920年宣布，支持猶太人在巴勒斯坦立國；孫科也認同其父的主張。1928年春，孫科遠赴巴勒斯坦，對當地生機勃勃，不斷成長的猶太社區進行訪問。有此一行，孫科支持猶太復國運動的心，更加堅定。孫科的理念和日本人的「河豚計畫」如出一徹。兩者都看到 全球猶太社群有錢財，有權勢，有才幹。像滿洲一樣，雲南地處偏遠，人口稀少，但資源極豐富。無論中國或日本，都沒有足夠資金加以開發，兩國都把資金來源的目光投到海外猶太人身上；兩者都酷似蘇聯史太林（Joseph Stalin）有關在西伯利亞設立「猶太自治區」的想法。對東京而言，把猶太人安頓在滿洲國是從富有的美洲猶太社群吸納大量金錢，改善對新殖民地的管控，以及發展殖民地經濟的一個好辦法。（英國和法國過去曾在他們的非洲和加勒比海殖民地引入印度人，華人，黎巴嫩人和其他外國人，以充實管控下的殖民地人口）3月7日，國防最高委員會原則上批准在雲南設猶太安置區的構想，並下令5個政府部門共同起草詳細計畫。這包括容許猶太人進入安置區，容許他們申請中國國籍；他們可享與中國公民的相同權利（也須盡相同的義務），不受種族，宗教的歧視。前提是他們必須遵守中國法律，遠離政治和宗教運動。雲南省政府主席龍雲將軍向暫遷重慶的中央政府拍發電報，表態支持，歡迎猶太人前往懇地。(pp.115-116)
▪️陳逸飛說：舒特拉（Oskar Schindler）接納了9,000個猶太人，上海接納了2.5萬人。舒特拉利用他們獲得自己的好處，上海卻沒有得益。中國人很大方，這是我們應感到自豪的地方。(p.135)
▪️1953年，以色列國會決定創設「國際義人」（Righteous Among the Nations）稱號，以表彰二戰時納粹德國對猶太人進行「大屠殺」期間，世界各地協助猶太人逃出魔掌的人士。國會把這項任務交託給就在當年開館的「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Yad Vashem，簡稱YV）。直至2017年1月1日，紀念館官網列出了26,513個「國際義人」的名字。他們所來自的國家中，波蘭佔最多，有6,706人，其次是荷蘭（5,595人）和法國（3,995人）。義人中有兩個來自中國，一個來自日本。2.6萬多人中，有9個是外交官。確認他們為「國際義人」，標準有三，其一：該外交官所處的情境。「作為外國政府的官方代表，外交官的地位比較獨特，他們向猶太人提供幫助的風險化比一般人小得多。因此，確認的準則是：他們違反上司明文禁令；他們冒丟掉事業前途的風險；同時，有相當數量的猶太人接受他們幫助。」上述那位日本籍義人，以及兩位中國籍義人的其中一位，正好是外交官。(p.140)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派駐奧地利維也納的總領事何鳳山，是兩位華籍「國際義人」之一。1938年4月至1940年3月，在他駐維也納期間，正值德國國內暴力對待猶太人的惡行不斷升級。何鳳山違反上級的三令五申，向數以千計逃避納粹迫害的猶太人簽發前往中國上海的簽證。他的外交官身分沒錯能提供些許保護，但那種保護並不是絕對的，特別是不能保證他不受個別納粹份子的攻擊。他既無武器旁身，也無保鑣保護。(p.140)
▪️猶太人Yelisaveta Dvorkina (p.148)的鄰居中有幾個是中國人，包括潘均順。那時候，潘已經失去妻子和兩個兒子，於是決定照顧[她女兒] Ludmilla。 在3名鄰居（他們後來都獲授予「國際義人」稱號）的協助下，自1942年1月起至1943年8月23日蘇聯軍佔領哈爾科夫為止的這段時間，潘一直把那小女孩藏在自己家中。期間，潘繼續照顧Ludmilla，又安排她接受教育。潘均順在1974年辭世時，Ludmilla已經成家。大屠殺紀念館於1995年1月19日向潘授予「國際義人」稱號。他是首個獲此殊榮的華人。(p.148)
▪️「王替夫」的名字並未出現在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的「國際義人」名單上。也許，該名單應該補上這個名字。他是滿洲國（日本在1931年9月強佔中國東北後設立的一個傀儡「國家」）外交部的一名外交官。由於德語流利，被派遣往德國，在駐柏林公使館任職，直至1941年。2001年10月，王替夫過世之後3個月，有關他的一本傳記出版了。根據傳記，王替夫在1939年春至1941年6月，共向猶太人簽發了1萬份簽證（有些一份涵蓋不止一個人），讓總共1.2萬人躲過大屠殺的厄運。(p.149)
▪️終於，在1940年春，公使館收到來自滿洲國的指令：不得再向猶太人簽發簽證。無奈之下，王替夫只好停手。(p.156)
▪️杉原千畝（Chiune Sugihara）是唯一一個獲頒「國際義人」稱號的日本人。如何鳳山，杉原是二戰期間一名駐東歐外交官。身為日本駐立陶宛（Lithania）領事，他於1939年8月至1940年9月期間，共向猶太人簽發了約6,000分中轉簽證，憑此可逃離歐洲。在收集數以百計生還者的證言後，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於1985年宣布杉原千畝為「國際義人」。(p.156)
▪️二戰期間積極幫助猶太人的日本人，不止杉原千畝一人。另一位是小辻節三（Setsuzo Kotsuji）教授。他是當時唯一一位能讀能說希伯來語的日本人。他的貢獻是成功說服所屬政府延長向猶太難民簽發短期簽證的期限，讓他們可以逗留最長達8個月。1941年至1942年間，他到日本各地演說，帶出猶太人的正面形象，以抗衡來自媒體及某些政府部門的反猶宣傳。他被憲兵拘捕，就他在所謂「猶太人接管世界的陰謀」中的角色，接受憲兵部的盤問。(p.165)
二戰後
▪️1946年，「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UNRRA）在上海設立辦事處，任務是向收容大量難民的國家提供物資救援，幫助被迫離鄉避難的人重返家園。UNRRA在中國的救援行動，規模冠絕全球。在這個計畫下，中國收到5.81億美元救援金，高於波蘭的4.78億美元。戰時生活於日本軍控制地區的中國人口達2.6億人。根據中國方面的估計，1946年至1951年間，約有2.5萬至2.8萬猶太人離開上海（1946年離開的人群中有3,000至4,000人，其後幾年分別是8,000至9,000，約5,000人，5,000至6,000人；1950和1951年分別約2,000人）離去的人群中，來自歐洲的難民佔大部分，主要目的地有四；美國，加拿大，澳洲和以色列，再下來是南非和拉丁美洲。返回歐洲的不到1,000人，其中，有近300人是德國共產黨人或其他左翼人士。他們希望加入已由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即東德），當中有一位後來成為首位東德駐華大使。(p.174)
▪️二戰後結束至1954年期間，超過1.7萬猶太人離開上海和歐洲，抵達澳洲。1945年， 澳洲政府創設「移民部」，但對猶太人，其大門只是半開。在二戰之前，澳洲已實行「白澳」（White Australia）的移民政策。其目標是從世界各地流入澳洲的人口中，98%必須屬於盎格魯-凱爾特人種（Anglo-Celtic，即白人）。這政策（其後經改良）持續至1973年。當地反猶情緒強烈，並公開反映到 報章上的評論漫畫中。結果，澳洲限制猶太人入境。(pp.175-176)
▪️納粹肆虐歐洲12年（1933-1945年）期間，加拿大僅收容了5,000名猶太難民。1935年至1948年間的加拿大總理是Mackenzie King，他認為接受大量猶太移民會對加拿大社會造成威脅，因爲他相信這些難民不會被同化，或者改變他們的信仰。(pp.176-177)
以國成立後，解放後的以中關係
▪️1949年末，根據新中國政府和以色列政府之間秘密達成的一項協議，上海設立了「阿利亞」（Aliyah，即猶太人回歸以色列）辦事處。為所有無國籍難民簽發往以色列的「回鄉證」，以及為任何有需要前往其他目的地的猶太人簽發所需的「介紹信」。(p.176)
▪️俄羅斯德系猶太人（Ashkenazi Jews）的境況，與一般難民稍稍不同。大戰期間，作為中立國蘇聯的公民，他們的遭遇比其他猶太人要好些；史太林遲至1945年8月8日才向日本宣戰。在這之前，旅居哈爾濱，上海和中國其他城市的俄裔猶太人一直如常過他們的生活，做他們的生意。(p.178)
▪️塞法迪猶太人從1946年起，大型猶太企業開始把資金撤離上海（主要轉到英國殖民地香港），並兌換成港元。1949年，Victor Sassoon爵士把他的業務王國「新沙遜公司」（E. D. Sassoon）的總部遷冊至加勒比海島國巴哈馬的首都拿騷（Nassau），同時繼續清算他在上海的資產。 (pp. 180-181)
▪️和其他家族財團相比，嘉道理家族相對佔優：它在香港扎根較早，特別是在酒店和電力領域。新中國政府沒收他們在上海擁有的，範圍極廣的資產。包括辦公大樓，住宅樓和學校。還包括家族富麗堂皇的宅院「大理石宮」（Marble Hall），卻沒有分文補償。盡管遭到巨大損失。嘉道理家族自1949年以來一直小心翼翼與新中國保持良好關係。1985年，「中華電力有限公司」（「中電」）投資參股建設（距香港不遠的）大亞灣核電廠。這是中國第一座核電廠，也就是中國改革開放後，最早，最大型的中外合資項目。在此項目中，中電佔股25%。Lawrence Kadoorie爵士在中英關於香港（1997年以後的）前途問題的談判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p.183)
▪️1946年，上海的猶太復國主義者成立「伊爾貢」（Irgun，1931年在以色列成立的准軍事組織，使命是將英國人逐出巴勒斯坦）的支部。塞法迪猶太人社群的知名領袖Edward Nissim在法租界安排了樓房和附屬建築，作聚會和訓練之用。1948年9月，上海伊爾貢成員登上飛往法國馬賽（Marseilles）的一架荷蘭航機，輾轉抵達以色列。旋即開赴內蓋夫（Negev）沙漠前線。他們此行有一個神聖的任務：保家衛國。1948年12月，以色列駐紐約副領事Moshe Yuval以國家移民部代表的身分前往上海。他被授予簽發簽證的權力。這是十萬火急的任務。當月，「猶太事務局」（Jewish Agency）包租了兩艘船，即「Wooster Victory號」和「Anna Salem號」。把猶太同胞送往以色列。兩船都是首批從上海開赴那新生國家的船隻。耶路撒冷的「猶太事務局」也安排客機承擔運送移民的重任。多虧這些努力，數以千計上海猶太人能夠踏上回歸聖地的征途。有資料顯示，「絕大部分上海猶太人都在1948至1949年間離開，其中20%前往以色列。」(pp. 185-186)
▪️到了1955年末，上海的「猶太人總會」關上了大門，所收藏的超過3,000冊書都贈予以色列教育部。1956年7月，上海猶太社區把位於法租界拉都路（Route Tenant de la Tour）的會堂出售。把裡頭神聖的古卷和其他宗教物品一概贈予以色列政府。(p.189)
▪️1960年，老的（主要的）猶太會堂已經沒有拉比，也無禮拜儀式，重門深鎖。Podolsky一家終於取得移民以色列的必須文件，是最後離開哈爾濱市的猶太家族，為猶太人寓居哈市超過60年的歷史劃上句號。 (p.190)
▪️哈爾濱猶太社群的最後一位成員是音樂家Hamah Agre （於1985年去世，享年76歲）。(p.193)
▪️在周恩來總理的批准下，沙博理（Sidney Shapiro；猶太人）於1963年正式成為中國公民，是為數極少能獲此厚遇的外國人之一。兩夫婦育有3名兒女。他終於找到人生的意義。他從把中國詩詞，小說和短篇翻譯成英文為業，超過20年。他成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一名委員，也是外國人中極罕見的。(p.195)
▪️[Israel Epstein；猶太人愛潑斯坦] 1957年，他成為中國公民；1964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文革期間，他和他那在英國出生的太太黃浣碧女士因「陰謀迫害周恩來總理」，被困5年了。愛潑斯坦被單獨囚禁，到1973年才獲釋，並得到周恩來總理親自道歉；愛潑斯坦本人恢復了原職。他每年與毛澤東主席見面，討論問題。之後，他仍繼續為中共政府各委員會提供意見。1996年，愛潑斯坦告訴英國報章《觀察家報》（The Observer）：「我的基本意念沒有改變。我看不到改變的理由。」他在自己撰寫的《見證中國-愛潑斯坦回憶錄》（My China Eye: Memoirs of a Jew and a Journalist） 中，憶述自己不凡的一生。他在結語中說：「最終，我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他於2005年5月26日謝世，終年90歲。遺體下葬於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那是安葬「已故黨和革命領導人，民主黨派領導人，愛國民主人士，著名科學家，藝術家，文學家，著名學者，國際友人和革命烈士」等的公墓。反映了他在中國共產黨心目中的地位。（p.197）
▪️[猶太人Sidney Rittenberg; 他在1949-1955年；1968-1977年，而最終成為反毛派] 美國人李敦白贏得共黨領袖的信任加入了共黨，替他們的「北京廣播電台」（Radio Peking），「新華通訊社」當翻譯。其後，更翻譯了毛澤東的著作。李敦白可說積極參與了中國革命。（p.198）「這個政權幫助人民脫貧，受惠人數比過往任何時候都多。他們解決了人民吃，住，穿的問題。生活在貧窮線以下的人口比例，比美國還低。」（p.199）
▪️在1947年11月有關耶路撒冷的分治問題的關鍵投票中，中國（民國）投了棄權票；1949年3月1日，中國（民國）正式承認了以色列國。當年5月11日，聯合國大會以多數票接納以色列為聯合國正式成員國。以色列外長Moshe Sharett於1950年1月9日宣布，該國決定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中國的合法政權。這是中東地區的第一國，較諸下一個這樣做的國家，埃及（1956年5月）一早了6年（敘利亞和也門先後於同年夏天步埃及的後塵）。（p.206）
▪️1950年6月，兩國政府[ 以色列和中共]代表在莫斯科會面，進行初步商討。6月25日，韓戰爆發。美國向新中國實施貿易禁運。中美之間隨即展開了冷戰。在美國強大壓力下，以色列被迫凍結與中國的談判。現已解密的中國外交檔案顯示，到1953年，北京已決定與阿拉伯和穆斯林國家結盟。它自然必須放棄與以色列建交的想法。1953年，1954年，中共與以色列在莫斯科，赫爾辛基，倫敦和仰光（緬甸）4地進行了會談。以中兩國駐此4國的大使不時碰面。以色列國內對此意見分歧。有些人害怕與中共的這類接觸會影響以國與華盛頓的關係。（p.208）
▪️接下來，是1955年4月在印尼舉行的「萬隆會議」，年輕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的分水嶺。那是第一個有29個來自非洲和亞洲的國家（加起來的人口達15億人）參加的大型會議。旨在形成一個既不與西方也不與蘇聯結盟的運動。出席的阿拉伯國家共有7個。大會否決了邀請以色列和台灣參加該運動，因此北京深獲阿拉伯世界接受。之後，北京強烈批評以色列在1956年10月軍事介入埃及，即出兵強越蘇伊士運河支援英法聯軍。此後20年，中國與阿拉伯世界的關係越趨深厚的同時，對以色列的批評也越來越尖銳和充滿敵意。與此同時，北京向「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巴解）提供軍火和軍事訓練。另一方面，以色列與阿拉伯鄰國的關係持續惡化。卒先後在1967年和1973年爆發了戰爭。北京媒體形容以色列為「帝國主義侵略的工具」和「猶太復國主義政權」。兩國沒有直接聯繫。甚至，沒有直接貿易，直接通郵件，通電訊。1965年，「巴解」在北京開了一個辦事處。1971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成為聯合國大會的正式成員國。甚至取代了中華民國在安全理事會議常任理事國的地位。新中國在國家外交的謀略和行動部署，需要阿拉伯世界的支援。以色列仍沒有放棄尋求和北京建立溝通橋樑。在1973年，以色列在香港設立了領事館，作為打開往新中國通道的門戶。可是，兩年之後，由於與中國建立關係之事一籌莫展，經費又捉襟見肘，以色列決定召回其駐港總領事。但卻沒有關閉領事館，改由香港一位猶太商人擔任名譽領事。其領事背後有當地猶太社群的支持。(pp. 208-209)
以中關係改善
▪️1977年11月，埃及總統Anwar Sadat（沙達；官譯為薩達特）對以色列進行了歷史性訪問。其後於1979年3月和以色列簽署條約。北京對此大加表揚。自1980年起，北京提出過不同計畫，以解決中東危機，同時與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維持良好關係。它逐漸從僅支持一方，向較中立的立場過渡了。1979年2月，中國和越南爆發了邊境戰爭。中國領袖們清楚看到：經過30年沈浸在革命浪漫主義之中，與外面世界發展脫節，解放軍是何等的落後。中國不能從美國及歐洲盟友買到先進武器，軍事設備和技術，但可以通過第三方把武器弄到手。以色列是中東最先進的軍火工業國，又是美國軍工產品的主要買家，是非常理想的供應來源。以國有與蘇聯武器周旋的豐富經驗，而於中國而言，蘇聯恰巧是它最可能的開戰對象。這些軍事聯繫，成為中，以兩國改善雙邊關係的重要因素。1979年2月22日，一個以色列軍工代表團前往中國，翻開了以色列向中國售武的首頁。以色列貴客被安排住進首都以外的一個軍事設施；友誼商店須特地在晚上開門，讓來客選購商品，以免被人看見。這次神秘客人的神秘到諸多年來一直是個不為人知的秘密。「幾年之內，中國成為以色列最大的軍火客戶。足以彌補1979年伊朗巴列維王朝被推翻後，以色列所損失的大額軍火訂單，以及幾年之後進一步失去的南非軍火市場。對華售武，不單在軍事上重要，在政治上也同樣重要。耽誤了42年之後，中國和以色列終於建交。這與軍火買賣的過程為雙方的關係建立了基礎，增進了互信，不無關係。」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旨在吸引海外資金，技術和管理。這為以色列提供了另一次機遇。縱使不能建立政治關係，在諸如農業，太陽能，科技和醫藥等其他領域，也有不少中國需要的東西可以提供。（p.210）
▪️[以色列商人Shaul Eisenberg]：1970年代末，Eisenberg的注意力轉移到中國來。那年代，與以色列為仇敵的中國，在西方企業眼中神秘莫測。以色列前財長Avraham Shohat說：「在國際商業社會中，Eisenberg是個最不平凡的人物。幾十年來，他一直活躍於西方商人從不踏足的地方。」他是以色列（甚至整個西方）商人中，最早進入中國市場的其中一個。1983年，他投資參股上海「耀華-皮爾金頓玻璃廠」（上海首批中外合資企業之一，今「上海耀皮玻璃集團」）。他還沾手不少其他商品，包括軍火，菜油，嬰兒油和肥料（以色列死海多的是）。他在中國西部青海省投資開辦大型鉀肥廠。他擁有的，配備機組人員的波音707私人飛機，是獲准在中國境內降落的首批外來飛機之一。1980年代（直至後來兩國直接交易為止），他是以色列軍售中國其中一位重要的中介人，是軍火掮客的理想人選。他在以色列雖無一官半職，但在兩國政府都有相當好的人脈關係。可達高層。Eisenberg為人內斂，謹慎，深知軍售一事必須秘密進行。在北京對外強烈支持阿拉伯世界的當下，他這種特質是一大優點。（p.213）
▪️根據「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SIPRI）的研究，1980年至1992年間，以色列向台灣出售的武器總值達8.5億美元，佔後者武器進口總額10.78%，僅次於美國的55.4億美元（69.7%）。自1960年代起，以色列向中國供應種類廣泛的武器，包括1979年供應200枚「天使飛彈」（Gabriel Missile）。台灣也從以色列買進相關技術，自行生產武器。截至1992年，已經生產出523枚這樣的導彈（台灣稱「雄風」），77套發射台。台灣也從以色列買進了450枚「蜻蜓-2」（Shafrir-2）導彈，配置到美製F-100和F-105戰鬥機。其他軍火採購案包括「烏茲」（Uzi）衝鋒槍，毒蜂級飛彈快艇（台灣以此為自行生產的「海鷗級飛彈快艇」之原型，LAR-160火箭炮系統，「加利爾」（Galil）步槍，以及各種電子設備。以色列又在另一種要領域，核工業向台灣提供支援。台灣核武器的發展得益於「以色列原子能委員會」首任主席，有「以色列核子彈之父」之稱的Ernest David Bergmann的指導。Bergmann於1961年首次到訪台灣這個島嶼，蔣介石很希望吸收伯格曼在核能和核武方面的知識。以色列於1958年已開始在該國中部城市迪莫納（Dimona）東南13公里的內蓋夫（Negev）沙漠興建一座重水核反應堆，並於1962年和1964年間陸續投產。以色列政府一直奉行「核模糊」（nuclear ambiguity）政策。既不承認也不否認擁有核武，但專家相信，它早於1967年已經生產出第一枚核彈到了今天。核彈的數字可能已經達到「幾百」。1964年10月，中國進行了立國以來首次核彈試爆，震撼了台灣。（pp. 215-216）
▪️1969年Bergmann協助台灣向加拿大買進一座40千瓦「加拿大氚鈾核反應堆」（CANDU），作研發之用。1988年1月，台灣軍方上校，台灣核能研究所副所長張憲義在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的協助下，叛逃美國，向美方提供了有關台灣發展核武的全部機密檔。有了手上這些材料，並得到「國際原子能機構」（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IAEA）的幫助，華盛頓強迫台灣放棄發展核武。（p.217）
▪️1985年，以色列內閣設立專責小組，研究對華政策。1986年5月，以色列重開駐香港總領事館，由以色列情報機關Mossad（「情報和特別行動局」）前僱員，外交官Reuven Merhav擔任總領事（大使級）。於是，香港便成為以色列就近觀察中國，會見中國官員，以及培訓日後派駐中國外交官之基地。雙方進行了多輪「非正式」，不為外間所知的談判。在國際外交場合，北京仍然支持阿拉伯世界。（p.219）
▪️1989年9月，「中國國際旅行社」在以色列特拉維夫（Tel Aviv）開設辦事處，由外交部一名官員坐鎮，另配置7名人員。1990年6月，「以色列科學與人文學院」在北京開設聯絡辦事處。它們各自都在對方國家開設了首個具官方色彩的「民間機構」辦事處。兩國自此漸行漸近。蘇聯帝國的加盟共和國分崩離析不說，曾經的衛星國家也各奔前程。蒙古，東歐和中亞多國紛紛承認了以色列。以國首任駐華大使E. Zev Sufott（官譯：蘇賦特）博士在他那題為「關鍵的1991年」（The Crucial Year 1991）的文章中稱，發生在中東的事件起了關鍵作用。（p.220）
▪️如果北京想在阿，以衝突中協調出一個解決方案，就需要和涉及衝突所有各方維持或建立外交關係，而且應該採取一種較過去（1940年代迄今）更持平的立場。1991年，Sufott博士獲得以色列政府委任為非官方代表，派駐北京；翌年，更進一步獲委為首任駐華大使。百轉千回，以中兩國終於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1992年1月24日，時任中國外長錢其琛和以色列外長David Levy （官譯：利維）在北京簽署了建交聯合公報。這是以色列部長級官員公開訪華的首例。（p.221）
▪️1992年，這一年，兩國在經貿，科技等方面達成了一系列協議；9月，以色列國營航空公司（EIAI）開通每週一班飛北京的包機服務。（p.222）
▪️自伊朗在1979年爆發伊斯蘭革命以來，中國一直向伊朗供運軍火。（p.223）
▪️北京政府也沒有把猶太會堂和其他猶太社群在1949年以前擁有的物種完璧歸還。只讓他們自己蓋新的，或者用人家既有的樓房，進行宗教，社交和社群活動。並容許外國拉比來華定居，帶領這些活動。因此，猶太社群能在中國過正常的宗教活動/生活，與基督教或伊斯蘭教不同。猶太教信徒不傳福音，這是這個宗教其中一個最讓北京感到放心的特色。拉比只向自己的會眾傳教，不會打擾華人民眾。2001年9月移居北京的京城猶太社區拉比Shimon Freundlich說：「我們非常感謝中國政府尊重我們，給予我們公共空間；它保護我們，盡管我們沒能得到官方的認可。」Freundlich是「巴哈德運動」（Chabad Lubavitch Movement；Chabad是指正統猶太教，Lubavitch是指俄羅斯一條村莊，此運動的發源地）的一員。「巴哈德運動」的創立可追溯至1775年，發源自今天白俄羅斯一處叫Lubavitch的村落。今天已發展成全球正統猶太教哈西德派（Hasidic）最大的一個分支。運動的其中一項使命，是派遣拉比到全球各個有猶太社群聚居的城市，向他們宣導傳統猶太教義，把他們帶回猶太教正信。運動特別活躍於猶太社區剛建立不久，未有拉比進駐的地方。世界各地有約4,500名像Freundlich這樣的全職schulhim（即使者）。（p.227）
▪️1985年，「巴哈德運動」在香港設立當代亞洲第一個宣教中心。此後，又陸續在上海，北京，廣州，深圳，成都和義烏共設立最小12個中心，並派遣拉比到各中心主持工作。（p.229）
▪️1998年8月，拉比Shalom Greenberg（官譯：「格林伯格」）和太太Dina抵達上海，成為自1949年以來首個長居中國的拉比。一如Freundlich拉比，他也是「巴哈德運動」的一員。（p.231）
▪️中共官員們告訴我們，反猶太份子對他們的決策絲毫沒有影響；他們為上海在二戰期間拯救了那麼多猶太人感到自豪。後來，我才知道，這段歷史對往後談判起了作用。但當時他們沒有這樣說。1999年9月，上海市當局允許猶太社群在猶太新年時，在拉結會堂進行宗教儀式。這是1949年以來首次。一位官員告訴我，在宣傳活動時，不能把那樓房稱作教堂，也不能用祈禱這樣的字眼。我必須把那樓形容為曾經用作教堂的一處歷史地標。那官員說：「你們幹什麼是你們的事。你們需要什麼，我們會幫忙。但場面上我們依法辦事。你們不能蓋一座猶太人中心，但你們可以買下你能買到的私宅，在自己家裡招待你們的朋友。」我接受了他們的規則和條件：這個國家是他們的。他們有自己的文化。自己過的日子。在伊斯蘭國家，如果你不改信為伊斯蘭教，他們就會宰了你。新政府在1949年取得政權後，對外國人下逐客令。他們隨時可以再這樣做。我們現在的處境，可說互惠互利。中國認定有需要善用外國人對中國經濟發展作出他們的貢獻，因此，政府容許韓國人和日本人在中國開辦面向他們子女的學校。開展他們自己的文化活動。同樣，政府也可以容許一所以色列學校的出現。只要他們只做自己的事情，別影響到中國和它的百姓。（pp. 232-233）
▪️上海市在認可猶太人傳統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其中一項是在虹口區摩西會堂原址設立了上海猶太難民紀念館。上海社會科學院也專門於1998年成立了上海猶太研究中心。該中心是全中國研究猶太人歷史，猶太教和以色列方面最權威的機構。中心主任潘光教授是中國政府與猶太人世界接觸的一名官方中介人。2006年6月，時任以色列塞法迪首席拉比Shlomo Amar前赴上海。這樣的訪問是以色列1948年立國以來首次。（pp. 236-237）
▪️猶太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宗教之一，那何以不獲中國正式承認為一個宗教？Greenberg拉比說：5個官方認可的宗教是於1950年代確立的。當時中國沒有猶太人。今天，若當局要改變這種認可，將會帶出新的問題。我們沒有興趣去碰它。如果我們獲正式為一個宗教，它在中國的最高代表必須是中國人。但世界上並無華人拉比。（p. 240）
▪️猶太社區領袖之一，Maurice Ohana：法國的猶太人和機構已經成為伊斯蘭教原教旨主義的一個主要攻擊目標。過去幾年，有幾位猶太人成為這些攻擊中的冤魂。Ohana說：在這裡（中國），我兒子凌晨3點才回家，我也毋需擔憂。我的孩子從未埋怨過安全問題。反猶不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他們尊重我們，我們尊重他們。他們對我們的歷史，我們如何在這個世界生存，很感興趣。（p. 243）
▪️不像沙遜（Sassoon）家族和哈同（Hardoon）家族，嘉道理家族從不沾手鴉片。此外，1949年之後，他們把家族的寬敞大宅大理石宮（Marble Hall）捐贈予上海市政府。從此，家族與北京政府一直維持著友好關係。另一個猶太資金的標識是上海鑽石交易所（鑽交所）。就如我們在第七章描述過的，這是Shaul Eisenberg（官譯：艾森伯格）生前最後一項商業創舉。他在1997年3月達成交易後第三天離世了。（p. 244）
▪️紅衛兵於1967年接管猶太人家產時，Sara Imas是最後留守家園的猶太人。紅衛兵強搶她的家畜，把她趕走，沒收事務局向她發放的現金。1971年，她帶同以色列政府發出的邀請到當地公安局。那裡的人告訴她：毛主席已經禁止任何人前往南韓，台灣和以色列，所以她無法成行。1985年，她飛往東京（離中國最近的以色列大使館所在城市），取得前往以色列的簽證和一張飛機票。一切順利，卻拿不到移民以國的許可。只能苦等，一等就是7年。1992年以中正式建交，她才最終得以前往以色列，成為第一個來自中國的猶太人。時任以色列總理Yitzhak Rabin接見了她。（p. 251）
▪️1970年代末，中國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猶太裔商人，記者，外交官和學生便陸續來到北京。他們於1979年成了一個非正式組織，舉辦逾越節，至聖日（High Holy Day）等聚會（通常在教眾家裡舉行）。北京猶太人在1980年首次舉行逾越節大餐（Seder）。這個組織後來（1995年）稱作北京猶太社團中心（Kehillat Beijing），至今仍持續活躍。（pp. 253-254）
▪️Benjamin Netanyahu（官譯：內塔尼亞胡）在他一次訪華期間說，以色列應該發展成為中國的研發中心。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正式籌謀到以色列拓展業務。他們欽慕以色列的知識和成就。（p. 251）
▪️Ben-Canaan教授，哈爾濱市唯一一位猶太人的努力，有助促成哈市政府在2004年開始重修已遭焚毀的新會堂。並把它轉型為哈爾濱猶太歷史文化館。2012年，Ben-Canaan教授獲哈爾濱市長委任為重修先於新會堂建成的主會堂（老會堂）的官方顧問。力求把它修復至1932年白俄羅斯暴徒火燒會堂時破壞殆盡前的狀況。項目耗資超過1億元人民幣。（p. 259）
▪️正統猶太教的其中一個關鍵元素，是奉行潔食。這對居於沒有成熟猶太社群，沒有固定潔食供應的國家的猶太教徒來說，是很那辦到的。所以，派駐一個新國家的哈巴德拉比的首務之一，是安排穩定供應的潔食。北京的Freundlich拉比說：我們來到這裡的時候，只能找到帶潔食認證的享氏（Heinz）茄汁和檸檬汁。現在，生產，出口潔食的中國食品廠數以千計。面向外國人的超市，有很多潔食的選擇。我們又從烏拉圭進口牛肉；北京以外也有飼養符合潔食規範的肉雞場。（p. 262）
▪️在美國紐約市布魯克林區（Brooklyn）土生土長，移居北京已有38年的Roberta Lipson（李碧菁），在北京，上海，天津，無錫，廣州等城市建立了全國性的醫院網路（Chindex International）和其轄下機構和睦家醫療（United Family Healthcare，UFH）的行政總裁。UFH聘請了超過2,000人，包括超過500名醫生；醫院年收約2.5億美元。該機構在北京的旗艦醫院，北京和睦家醫院（BJU），成員醫療機構有一家復康醫院，一家腫瘤中心，以及分佈於首都各處的9家衛星診所和醫療中心。1949年以後，沒有一個外國人能構建如此規模的醫療網路，除了她。（p. 264）1994年，美中互利在美國馬里蘭州貝塞斯達（Bethesda）註冊，在納斯達克（Nasdaq）交易所上市。2014年，從事現代藥品和傳統中醫藥生產的上海復星醫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復星醫藥）以及另類資產投資公司（TPG Capital）開始從公開市場買入美中互利的股份。當年8月，一個涉及該兩家企業的財團，聯同作為行政總裁的李碧菁，以4. 33億美元收購美中互利在市場上的其餘股份。交易的一個效果，就是完成這家公司的私有化進程（不再在納斯達克掛牌交易）交易後，李碧菁仍為公司的行政總裁。（pp. 267-268）
以中經貿關係發展
▪️從1992年1月建交後，中國會成為以色列最大的外來投資國之一，以及成為亞洲國家中以國最大，全球第三大貿易夥伴。早於東南亞鐵路建設，2016年，以中雙邊貿易總額達113億美元（1992年時僅5,000萬美元）；中國對以色列投資達165億美元，成為以色列最大的外來投資國之一。在阿什杜德港（Ashdod，以色列主要的海港之一），中國港灣工程有限公司正興建一座造價約10億美元的新碼頭。以色列政府批准新修建一條連通阿什杜德港與通往位於紅海的埃拉特港（Eilat）的鐵路，作為蘇伊士運河的補充運輸通道，把亞洲的商品送到歐洲去。乃於2012年與中國交通運輸部簽訂了協議，由後著組織國內建設力量，承建該鐵路。5家中國國營建築公司正在為以色列興建數以千計新住房，每家建企可引進1,000工人。以色列領先高科技學院以色列理工學院（Technion）剛於廣東省汕頭市開設中國校區，是以色列首家設於中國的海外校區（汕頭的廣東以色列理工學院於2017年8月開始入學）。同樣在2016年，有約7萬人次以色列遊客到訪中國，而往訪以色列的中國旅客則有約7.9萬人次；自2017年起，一家以色列，兩家中國航空公司開辦定期航班往返以中兩國。當中國於2015年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AIIB）時，以色列成為該行57個創始成員國之一（美國和日本都拒絕加入）；以中兩國正醞釀簽署自由貿易協議。（p. 273）
▪️1969年，希伯來大學（Hebrew University）開辦以色列首個中國和日本研究（後來擴展至東亞研究）的學系，要等到1995年，才特拉維夫大學（Tel Aviv University）開辦第二個這樣的學系。今天，以色列教育部已將普通話納入學校課程。以色列長於農業，軍火，醫藥，科學，水處理，高科技，反恐等領域。多的是為改革開放幾十年後中國企業積累起來的龐大資金提供出路的投資項目。另一邊廂，基於國際政治的原因，以色列企業被大部分阿拉伯和穆斯林國家排除在貿易對象名單之外，故渴求開拓別的市場。（pp. 274-275）
▪️以色列對中國其中一項最大的貢獻，就是教會中國農民如何在沙漠環境種植農作物和植樹。（p. 275）
▪️2001年，以色列艾森貝克農業設備公司（Eisenberg Agri）向中國輸出滴灌技術。這是一種應用主喉管加壓。通過數以百計滴灌孔的分支喉管，把水送上山坡，送到每棵樹的樹根的灌溉系統。每畝（0.06667公頃）種了樹的農地須耗用800至1,000立方米的水。如果換用滴灌，用水量就可大幅節約75%。庫爾勒當局稱，用了新方法。如今植樹面積超過3,000公頃。（p. 276）
▪️以色列外交部國際合作中心（Mashav）2001年在北京市郊外設立了一座養有800頭奶牛，650頭小牝牛的乳品農場，是另一個顯示以色列具有技術專長的例子。該農場根據以色列的技術標準建設。採用了Afimilk管理模式，餵飼設備和培訓體系運營。Afimilk是全球現代化，電腦化奶牛場和牛群管理系統領域中的領先品牌。在以色列，平均每年每隻奶牛產奶11,770公斤，較其他發達國家的平均（9,500-1萬公斤）都高。2007年末，北京的示範農場平均每年每隻牛產奶已逾1萬公斤（中國其他地區的平均僅為6,000公斤）；到了2015年，北京農場的數字已達到11,650公斤，高踞全國榜首。（p. 277）
▪️以中兩國合作表現得最熱火朝天的，是在先進科技的領域。2016年，中國在以色列的投資達到破紀錄的165億美元，其中大部分用於收購互聯網，網路安全和醫療設備領域的初創企業。（p. 278）
▪️首位大量投資於以色列的華人，是亞洲最富有的商人之一，香港企業家李嘉誠。1999年，和記黃埔集團（李嘉誠商業王國的重要組成部分）旗下的和記電訊與兩家以色列公司聯手，奪得以色列第三個移動電話網路牌照。2008年，和記黃埔在以色列設立了水處理公司，專營鹹水淡化，水處理，廢水處理和其他與生活用水有關的技術。2011年，與以色列夥伴攜手並肩，取得興建全球最大逆滲透海水化淡廠，索榮克（Sorek）廠的專營權（該廠設於特拉維夫市南部，每天向150萬以色列居民提供62.4萬立方米清潔用水）。過去5年，李嘉誠旗下風險投資業務，維港投資（Horizon Ventures）在以色列的投資活動非常活躍，迄今向該國不少具有創新活力的企業投放資金，投資案共達24項。在維港投資所支持的項目裡，其中一個最成功的案例，是一家GPS導航的地圖軟件公司Waze。2013年谷歌（Google）斥資超過10億美元收購Waze。以維港投資持有Waze的11%股權計算，李嘉誠的這家公司估計可從中賺得1.43億美元。投資不到2年，回報可說非常可觀。2013年，李嘉誠透過李嘉誠基金會向以色列首家大學，創立於1912年的以色列理工學院捐贈1.3億美元（大部分來自出售Waze所得的利潤），捐款用於發展學院的海法（Haifa）校區，以及廣東汕頭大學共同創立廣東以色列理工學院（汕頭是李嘉誠的老家。汕頭大學是他於1981年捐款創立，至今捐出約80億港元。）這筆1.3億美元捐款，是以色列理工學院至以色列學術機構歷來接受過最大一筆捐款。（pp. 280-282）
▪️2011年10月，中國化工集團公司以24億美元收購世界性農作物保護企業，Makhteshim-Agan的60%控制性股權；2014年，企業更名為Adama，即希伯來語中指土地。該企業成立於1945年，在耶路撒冷附近的Moza起家。專門研發控制雜草生長，控制病蟲害的產品和服務。是相關領域中全球最大企業之一。企業在全球共擁有員工5,000人。產品行銷超過100個國家。中國大型企業資金的注入，是Adama發展的里程碑。Adama有的是創新和技術，中國化工集團有的是拓展海外市場（特別是中國）的財力。其他有興趣到以色列投資的大型中國集團有：聯想，復星，小米科技，百度，阿里巴巴，華為，海爾等。它們紛紛在以色列設立了研發基地。2016年9月，在特拉維夫舉行的中以創新投資大會上，中國資訊技術企業，東軟集團和英飛尼迪集團（Infinity Group，一家以中合股私募基金）宣布，共同設立2.5億美元的投資基金。同時，創立一個供以色列醫療企業在中國發揮的平台。英飛尼迪集團的創始人，Amir Gal-Or（高哲銘）稱：東軟集團被認為是中國最大資訊技術企業。在中國醫療衛生市場有50%的佔有率，專營開發產業軟件。（pp. 284-285）
▪️平安創新投資基金與中國寬帶產業基金共同向ironSource（以色列最大互聯網企業，專營基於流動平台的商業開發和分發應用工具）投入風險資金。路透社（Reuters）援引ironSource行政總裁Tomer Bar-zeev稱，中國的戰略投資者很受以色列企業歡迎，是因為他們自己是沒有門路進入中國市場的。中國投資者為他們送這一程。（pp. 284-285）
▪️在2014年4月一份文章中，特拉維夫大學國家安全研究所（INSS）研究員，Yoram Evron博士提出了反對中資收購的理由：一項主要考慮，是中國在中東事務中的政治和戰略立場，努力和目標，而這些往往與以色列的利益不一致。中國在中東的利益，首要的是源於它對能源的依賴。於是它必須與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等國維持良好關係。中國甚至幫助伊朗發展核項目。中國企業在以色列的活動，有助於中國政府掌握以色列重要的國際聯繫，取得相關資料，技術資源和其他重要資產的管道。（p. 286）
▪️1992年建交以來中方遭受的最大挫折是，以色列取消了向中國解放軍供應後者需求若渴的雷達系統的合約。2000年，此前以色列已向解放軍出售先進的獵鷹（Phalcon）式機載預警控制系統（AWACS）。它原計劃裝載於俄羅斯製伊留申-76（Ilyshhin-76）運輸機。此系統可讓作戰指揮官通過機載指揮台，同時追蹤和鎖定大量包括飛機在內的目標。技術由以色列自行研發，合約2.5億美元。Yitzhak Shichor教授在其題為「以色列與中國互揭中以關係的神秘面紗」（Israel and China: Mutual Demystification in Chinese-Israeli Relation）的文章中說：到1990年代中，華盛頓已開始對以色列出售該套系統表達不滿。另一邊廂，若中國滿意交易，將會再買3套，交易金額估計為10億美元。以色列一如以往，不顧美國表明保留態度，繼續洽談這筆生意。而時任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在2000年4月對以色列進行不尋常地長的訪問期間。似乎取得了進展。3個月之後的7月，華盛頓失去了耐心，逼令以色列取消該筆交易。並採取了一系列措施，改善其對武器出口的監督。這包括通過一項以此為目的的特別國會會議案；讓國防部長辭職，同時在國防部下成立以此為目的的新部門。為安撫懊惱不已的中國，以色列向其支付了3.5億美元的違約金。但不免要承受由此引起的兩國關係驟冷的後果。違約倒不是最主要的，要命的是，江澤民客觀上遭到了公開羞辱，顏面盡失。新任以色列駐華大使Yitzhak Shelef（官譯：沙雷夫）交了霉運。偏偏在軍售案剛取消之際來到北京履新，直到他任滿離開，一直遭到中方高層排斥。2000年秋，以色列嚐到進一步的懲罰。一項有關紀念天才科學家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一生的展覽，按計劃將在中國5個城市舉行。但中國文化部堅持主辦方必須從展覽中剔除3項元素：他是猶太人，他支持在巴勒斯坦土地上建立一個猶太民族國家，以及他獲邀出任以色列國總統（盡管他沒有接受）。主辦方視此為無理要求，拒絕就範，中方遂批出許可。（pp. 288-289）
▪️進入1990年代之後，立心大力提升自身軍事技術的中國成為美國的對手，而俄羅斯則成為中國最大的軍火供應商。中國在亞洲的主要對手印度便取代中國，成為以色列在世界軍火市場的大主顧。中國早已急速發展自己的軍工產業，並一躍成為全球舉足輕重的軍火出口國。盡管與美，俄還有一段距離。中國軍火的客戶包括敘利亞，伊朗，也門等與以色列為仇為敵的中東國家和組織。中國製造或設計的武器，主要是較早時交付予伊朗，敘利亞，也門和蘇丹等國的短程巡航導彈和火箭，一輾轉落入諸如黎巴嫩的真主黨（Hezbollah），加沙地帶的哈馬斯（Hamas）手上。這些組織後來用這些武器來對付以色列，例如以色列海軍一艘護衛艦被中國的武器集中。萬分尷尬下，中國要求以色列別公開追究此事。以色列領導人訪問中國，試圖讓中國領導人明白，中東局勢的動盪，中國有要負的責任。這其實不符合它自身的利益。可是，對方似乎置若罔聞。（pp. 290-291）
▪️1990年代初，事情開始起了變化，是因為擔心潛在安全隱患，以國企業不再聘請巴勒斯坦人，取而代之，以色列開始從土耳其，泰國，菲律賓，中國等亞洲國家輸入外地勞工。中國勞工到農場，建築工地工作，為數達2，3萬人。其中，有些持有工作簽證，有些則沒有。非法勞工付錢給中間人。後者安排他們非法入境。很多人因此欠下一屁股債。不像西歐，美國和澳洲等地，以色列沒有龐大成熟的華人社區提供支援。非法華工隨時會被剝削，卻求告無門。2002年4月12日，幾個華工站在耶路撒冷城，距人頭湧湧的Mahane Yehuda市場不遠的地方，未幾，一枚恐怖份子預先放置的炸彈爆炸了，釀成6死84傷。死者中，有兩名是中國人，蔡獻陽和林春美（均為福建莆田人），另有兩名華工嚴重受傷。以國當局調查後發現，兩名遇難華工為非法入境，而中國當局則拒絕配合以方的調查。盡管如此，以色列政府還是決定人道處理事件，按照對待合法勞工的待遇，給予了兩名死者以賠償。（p. 292）
▪️最雄心勃勃的以中項目，將是長350公里，從以色列最南端的紅海港口城市埃拉特通往地中海岸阿什杜德市的鐵路計畫。2012年，以色列政府與中國交通部簽訂有關承建該鐵路的協議，但項目尚未獲最終批准，更未籌集資金。以色列視此鐵路為中國倡議的一帶一路之重要連線，要一帶一路倡議由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於2013年提出，是他復興中國古代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的中國夢其中一個組成部分。有了擬議中連接埃，阿兩港的新鐵路，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國家廠商，便有多一條向歐洲出口貨物的管道。然而，這要很多年之後，才可實現。不要修建鐵路，還要大規模擴建埃拉特港，在在需財（估計將耗資數以億計美元）。（pp. 295-296）
▪️以色列對華出口的商品主要有：電子設備，醫療設備，化肥，機械，鑽石和其他貴金屬等。例如，NICE系統（專營電話錄音，數據保安和監控領域的以色列龍頭企業）奪得在中國20多個城市（包括北京）的地鐵網路安裝視頻監控系統。以色列從中國進口的商品主要有：電子設備，機械，成衣，有機化學品，鋼鐵，傢俱，照明和燈飾等。（pp. 296-297）
▪️北京也向諸如敘利亞，也門和蘇丹等非常仇視以色列的國家出售武器，並支持以兩個國家的方案解決巴勒斯坦領土的糾紛，但沒有拿出多少實際行動。（p. 299）
▪️Shichor教授說，中東地區若能實現和平，北京將十分歡迎，是因為這將有利於它在該地區的經濟擴張，取得寶貴的天然資源（特別是能源）。中東和平，也許還可以舒緩以色列對美國的依賴，並打開中國更多迄今對以國處處設限的市場；也或可讓北京用更友好，更同情的態度對待以色列。盡管如此，達成這種局面的前景仍然渺茫（反正中國的角色也很邊緣）。（p. 300）
香港的猶太社區歷史
▪️香港這座城市，有全中國唯一自立自主的猶太會堂，猶太教莉亞堂（Ohel Leah Synagogue）。該會堂俗稱猶太廟。默默服務香港猶太教社群，至今已逾一個世紀。香港也有一座有超過150年歷史（1855年啟用）的猶太墳場。（p. 311）
▪️現在達到5,000，6,000人分屬哈巴德•盧巴維奇（Chabad Lubavitch），正統派（Orthodox），改革派（Reform）和自由派（Liberal）等共7個不同派別。他們主要來自英國，法國，澳洲，南非和加拿大，也有若干來自印度。他們共用位於半山中高端住宅區的猶太社區中心（Jewish Community Center, JCC），毗鄰莉亞堂和香港猶太教國際學校（Carmel School）。（p. 311）
▪️香港產生了兩個猶太歷史文教機構，即香港猶太大屠殺及寬容中心（Holocaust & Tolerance Centre，成立於2011年。該網站仍然在2024年10月初至今活躍）和香港猶太歷史學會（JHS，成立於1985年，該網站從2022年底後尚未更新任何新聞）。JHS是一個很有朝氣的社團，其成員有法官，律師，銀行家，建築師，工程師，教授，公務員，新聞工作者，也有從事外貿，鑽石等各業的商家。當中約有一半是長期居民；另一半則屬短期居留，完成合約後，或回家或他去。自1991年起，JHS每年舉辦香港猶太電影節。一如其他中國城市，香港從未出現過反猶思想，更遑論反猶運動。猶太人與香港約30萬穆斯林社群和睦相處。雖然如此，到訪猶太社區中心和莉亞堂的訪客，仍須出示身分證明文件。讓保安人員檢查各類隨身袋，包。早於香港成為英國殖民地之前，Sassoon（沙遜）家族已經在廣州開設了辦事處。英國人確立的法治原則和制度，促使沙遜家族移師到香港安營紮寨。第一批到香港安家的猶太人，是於1840年代抵達的伊拉克（巴格達）猶太人。（p. 312）
▪️1904年7月29日，Matthew Nathan （官譯：彌敦）就任第13任香港總督（港督）。他是香港英國殖民地統治史上唯一一位猶太港督，也是香港開埠以來最年輕的港督（上任時才42歲）。彌敦之獲委任，是猶太人也可在大英帝國官僚系統中取得一席之地的象徵。他走馬上任之時，歐洲大陸的猶太同胞正面臨大規模殺戮，正遭受沙俄大規模迫害。（pp. 314-315）
▪️彌敦，這名字長留在香港人的腦子裡，要多虧那條彌敦道（Nathan Road），是由北至南縱貫九龍半島（直至半島端點的尖沙咀海傍），兩旁林立著知名酒店和百貨公司，是世界各地購買朝聖者的麥加。彌敦道希望開發當年還是泥巴處處，腐水不流的九龍。他還記得當年是怎樣穿著塑膠靴在地上走，是因為那基本上是沼澤地。彌敦深信，要把那塊爛地發展起來，非要修一條連通九龍和新界腹地的通道。不少人認為這是錯打算盤，但他下決心把工程貫徹到底。在修建一條連接香港與廣州的鐵路路線方面，彌敦也扮演帶領的角色。作為一名工程師，他親自上陣，監督香港-廣州鐵路香港段（從九龍修到中國內地邊界為止）。整個香港段於1910年完成。彌敦又提出在九龍南端填海造地，作為火車，巴士和渡輪的終點站。後來，這想法實現了。從此，半島南端就成為一個主要的交通樞紐。1906年9月18日早上，香港遭到一股破壞力極強的颱風襲擊，造成嚴重人命和財產損失。有見及此，彌敦下令在香港天文台旁設立信號站。自此，每再有颱風襲來，信號站就能事前向市民和維多利亞港內的船隻發出預警。彌敦任內，政府以75年年期批出一塊毗鄰猶太墳場的土地。猶太社群在那裡興建了一座小教堂，潔淨室（供參加儀式前用）和其他小型樓房。（pp. 316-317）
▪️嘉道理家族在上海和香港均有重要業務，這在猶太人家族中不多見。在他們失去上海的業務的同時，在香港的業務還正常運作。而且，恰恰都屬於關鍵行業。米高•嘉道理說：香港棉紡業同業公會會長Y. C. Wang正權衡取捨毛里裘斯和香港。我父親告訴他：「我會給你電力。」於是他得到了一台渦輪機。那是香港的轉淚點。他為香港帶來了製造業，帶來了繁榮。韓戰爆發造成最大衝擊。到了1950年代，人口已達250萬人。（p. 321）
▪️由於難民在香港無立錐之地。Lawrence毅然敞開半島酒店大門。這座豪華酒店的各樓層瞬間滿是難民的床鋪被褥，箱包細軟。有一批預備前往澳洲，為數接近200人的難民在酒店滯留好幾個月，是因為編配給他們的船隻臨時被徵調去運送軍隊。難民們在酒店裡舉行宗教儀式；猶太社群的其他成員幫著提供衣物和醫療物資。張羅行李，協助他們的同胞準備遠行。1947年，猶太婦女會（Jewish Women’s Association, JWA）成立。以幫助難民為初衷（2017年，該會慶祝成立70週年）。（p. 322）
▪️Erica Lyons（《亞洲猶太生活》；Asian Jewish Life）編輯，世界猶太大會的香港代表說：我們這個社群和整體外國人社群有相似之處，就是不成比例地年輕和富有。如果你找不到經濟機會，你會離開。這裡很少有長者。他們會在別的地方退休。我們在這裡的價值比在別的地方高。在為我們提供安全保障這點上，香港政府是十分認真的。當有航班從以色列飛來，機場閘口處就有全副武裝的警察。你在歐洲的機場不會看到這景象。政府看到這是一個具有生產力，正在作出貢獻的社群。（p. 326）
▪️興利集團有限公司（Herald Holdings Limited）的Robert Dorfman說：我去過以色列很多次，但從未考慮在那裡定居。我在香港過得很愜意。猶太人散居世界各地，形成國際社會的一部分，十分重要。我從未感應到定居以色列的呼召。我對以色列已有的成就感到自豪。它就像在品流複雜的四鄰當中的一座良宅。周邊的國家根本不想它存在。但它完全有足夠的力量保護自己。例如，鐵穹（Iron Dome）導彈防禦系統。在2014年加沙（Gaza）戰事中，該系統擊落可能命中人口稠密地區的導彈。以色列是現實主義者。一切早作籌謀，事事準備停當。它面臨兩大挑戰；一，確保美國總是站在自己一方；二，說服中國站在自己一方。在未來20年，這一切都將經歷巨變：地球別處將發現新的能源，結果是中國將減低對中東石油的依賴；以色列的科技發展令它在中國眼中變得更具有價值。中國會發現，保障以色列的安全符合自己的利益。（p. 330）
▪️本港猶太社群的社交生活中心，是位於猶太會堂旁邊，建於1905年的猶太遊樂會（Ohel Leah Synagogue）決定與太古地產（Swire Properties）簽約。由後者負責原址興建兩座住宅大樓。兩座新廈的業權，是由太古地產和猶太社區中心各擁有其一。有賴住宅樓的租金，猶太社區中心未來將不虞經費無著；有得失的是遊樂會，供舒筋活絡的網球場，賞心悅目的草地，珍貴的維港景觀，從此一去不返。（pp. 330-331）
▪️會堂的拉比是澳洲人Asher Oser：你到處都可以找到多樣性，但這裡的多樣性，比我此前曾經歷過的更寬更廣。這裡有一種殖民地的，英國混合猶太的餘韻，是正統猶太人尊貴的印記。你在美國是找不到的。香港有不同的猶太教流派，但莉亞堂始終具有中心地位。這個會堂主持過的成年禮儀式比別的地方都多。它是香港唯一專門為猶太教需要設計的會堂。昔日至今，這裡都是猶太教的心臟。極端正統派（Ultra-Orthodox）離我們而去，自立門戶，但今年（2017年）他們都來到我們的會堂，參加所有的節慶。（p. 334）
▪️香港猶太教國際學校：該校有屬於20個不同國籍的400位學童就讀。年級由小學到中學不等。其中，超過8成是猶太人。分佈於不同級別。學校提供的課程，最高至國際文憑（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IB），是亞洲唯一提供從幼兒園到高中的猶太人學校。英國的牛津，劍橋，以及美國，加拿大和以色列等國的著名大學，都是該校學生的通常出路。
（p. 343）
▪️香港猶太教國際學校共經營3所學校，分別位於香港島半山的波老道，羅便臣道，和東區筲箕灣，均為香港猶太人主要聚居地。幼稚園和小學部位於波老道一棟建於殖民地時代的建築，有高高的天花板，寬敞的走廊，四周種有古樹。學前教育部（Holly Rofé Early Centre）設於羅便臣道猶太社區中心所在大廈其中兩層（社區中心擁有該處業權）；中學部則設於筲箕灣。學校多年來得到香港政府很好的支持。包括享受教育機構租金優惠。會方也投放重金，翻新筲箕灣的中學校舍。香港進入1990年代前後，幾位相信每一個猶太兒童都應有接受猶太教育權利的熱心家長共同發起建校。香港猶太教國際學校乃於1991年成立。此前，家長們把子女送到香港為數不少的國際學校或海外寄宿學校就讀。自1980年代後期起，隨著金融領域的猶太專才及從事貿易，科技和鑽石等行業的以色列人大量湧入香港。這個城市的猶太社群規模急劇膨脹。學校利用莉亞堂樓上的空間，向12位幼齡兒提供學前教育。由此開始，逐步拓展至小學，然後是初中，最後是高中。（pp. 344-345）
▪️不少香港市民在1967年相信解放軍將揮揮越過羅湖橋，紛紛拋售了物業。做生意的也紛紛結束業務，撤離香港，導致了房地產價格大跌。但Lawrence保持頭腦清醒，安排旗下建築項目工地（特別是位於中環的聖佐治大廈）在泛光燈的強光下加開夜班，以顯示集團對香港的未來充滿信心，不把來自內地的威脅放在眼裡，一如1945年和1949年歷史關頭，Lawrence的判斷再一次證明是正確的。香港街頭的左派份子只代表本地利益，不是中央政府的全盤利益。後者相信，繼續把香港交給英國人打理會為中國帶來更多好處。（p. 348）
▪️為防止英國搶在撤出香港之前，把香港的財富掠奪殆盡，北京政府透過1948年的中英政府《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迫使英方同意限制香港每年賣出不超過50公頃土地的使用權。（p. 349）
▪️在今天，知名度最高的香港猶太人莫過於1975年加拿大移居此地的盛智文（Allan Zeman）。（p.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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